文｜张婷婷

一

案发：失联的年轻人

一个平日里与家人联系规律的年轻小伙，突然失联了。微信不回，电话关机，家人心急如焚。查询手机最后定位，却显示是北京市朝阳区某派出所。

忧心忡忡之际，家属接到了该派出所的电话：牟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已被朝阳区公安局刑事拘留，现羁押于朝阳区看守所。更多细节，便不再透露。

担忧之下，家属委托我们作为辩护律师，前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希望能了解案情全貌及其严重程度。

铁窗对面的年轻人，面容稚嫩，神情紧张。

经过初步沟通，事情逐渐明朗：

大约半年前，当事人牟某某在二手平台“闲鱼”上购买了一个由他人编写的抢票软件。该软件的功能，可以在大麦平台开放购票时自动运行，提前输入购票人信息，从而“开挂”般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牟某某陆续使用该软件抢得多场演唱会门票，并通过转卖获利一万余元。

二

争议：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是否成立？

打击利用技术手段非法抢票、囤票倒卖的“黄牛”，是2025年北京市公安的专项行动重点之一。

就在年初，一个团伙利用类似软件抢购国家博物馆门票并倒卖牟利，被北京市东城区公安以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立案侦查，目前案件尚在一审审理中。

然而，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认为将牟某某这类抢票倒卖行为直接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存在过度适用刑法之嫌，可能超越了刑法应有的谦抑性原则。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非法获取”的含义。

刑法惩罚的“非法获取”，指的是行为人本身无权获取，或者超越权限获取了其不应接触的数据。它区别于有权主体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其本就有权获取的数据。

抢票软件的运行逻辑在于：它本质上是模拟真人用户向售票服务器发送购票请求，服务器对此作出响应。它之所以能比真人更快抢到票，核心优势在于两点：

一是速度碾压： 人工点击提交一次购票申请需要若干秒，而软件的操作速度可以达到毫秒级（具体时间因技术而异，远超人力）。

二是不知疲倦： 软件可以7×24小时待命，精准捕捉售票平台分批放票的瞬间，而普通用户很难时刻保持这种“蹲守”状态。

不可否认，利用“外挂”软件确实构成了对普通消费者的不公平竞争，是一种作弊行为。但是，演唱会等门票销售平台的数据（票源信息、购买资格）是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这意味着，任何普通公众（包括牟某某），理论上都有权去尝试获取（购买）这些门票数据所代表的服务（入场资格）。

牟某某使用了不当的手段（软件），但这并未改变他作为有权尝试获取该数据（门票）的主体资格。手段的不正当性，并不必然将主体资格转化为“非法”。因此，将其行为定性为“非法获取”该数据，存在法理上的疑问。
 

三

疑点：是否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在与牟某某的沟通中，我特别关注了他在两次接受警方讯问时被反复追问的一个关键问题：“使用软件抢票时，售票平台有没有出现卡顿？”

侦查人员追问这个细节，其背后逻辑指向了另一个可能用于惩治此类行为的罪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该罪的入罪门槛，要求行为必须“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卡顿”往往被视为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表征之一。

然而，从辩护角度看，如果售票平台在牟某某使用软件期间并未出现可归因的、显著的卡顿或其他故障现象，那么“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就难以成立。

更进一步说，即便平台当时确实发生了卡顿，在类似大麦网这样的大型售票平台上，同时运行着海量的人工操作和（很可能存在的）众多其他抢票软件。究竟是牟某某使用的特定软件造成了卡顿，还是其他因素（如瞬时超高流量、平台自身承载能力、其他软件的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极其复杂，难以清晰、唯一地认定到牟某某的特定行为上。这种“多因一果”的可能性，使得该罪名的指控同样面临巨大挑战。

技术发展对传统法律框架带来冲击。

对于利用技术手段扰乱市场秩序的“黄牛”行为，予以规制确有必要。作为商家和用户，我们或许都深受“黄牛”之苦，但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其适用必须恪守罪刑法定和谦抑性原则。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将单纯的、未造成系统破坏的抢票软件行为轻易纳入刑事犯罪范畴，不仅可能面临法理依据不足的困境，也模糊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