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婷婷
二月的银川,积雪未消。
看守所大院内,欢度新春的节日装饰尚未撤下,明黄色的假枫叶在雪地里格外惹眼。
这是老马总在看守所里度过的第四个春节。
9点一到,大院的安保岗便示意我们可以进了。径直来到会见接待窗口,沉默迅速地交完手续,待工作人员录入面部识别信息后,我们轻车熟路走进隔壁的会见大厅。
会见大厅的左侧,有三间“小黑屋”。每个人都需先在此录入指纹,寄存所有的通讯设备。随后,两次刷脸,经过两道暗绿色的防盗门,抵达武警岗。在这里,递上执业证和身份证,换取一张红色的、带着数字编码的“通关文碟”—这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许可。
当班的武警手动开启梳齿状的旋转门,我们侧身走过紧连着的安检通道,再次刷脸,经过两道铁门,最终抵达指定的会见房间。
走廊悠长而寂静,两排对应的会见室一致排开,无数人的命运在这里交汇。
这是作为刑辩律师,压力最大的时刻—向当事人传递可能不好的消息。
老马总的案子,二审法院在春节假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突然通知律师:二审不开庭,并要求律师在十日内提交辩护词。
尽管我们提交了新证据,法院依然决定不开庭。
而不开庭则意味着没有二审改判的可能性,剩下的只有维持原判或发回重审。
但二审法院选择的时间微妙,行事方式诡谲,让我心中的不安隐隐加重。
涉案的企业是老马总从税务辞去公务员后一手创办,苦心孤诣经营二十余载,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当地的纳税大户,并成功上市。
然而,故事的转折在于一起行政诉讼。
因不服当地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老马总愤而诉诸司法,连赢得两级行政诉讼后,刑事追诉接踵而至。
25人组成的刑事专案组中,20人来自败诉的税务机关。
行政诉讼中败诉的相关事实,在刑事案件中却成为指控和定罪的铁证。
我不禁暗想:如果这场恩怨走不出这片土地,结局或许已经注定。这时,老马总到了。
每次见到我们,他未曾开口言语,脸上已经带着三分笑意。已到古稀之年的他,头发银白,步履蹒跚,疾病带来的并发症在看守所内愈发严重,每日必须吸氧。但他的精神依旧矍铄。
“如果维持原判,那咱们还继续吗?”我有些担忧地看着他。
他从一堆资料中,缓缓地抬起头:“前两天我到医务室吸氧,‘政委’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开怀地笑了“如果维持了,按照一审的判决就是二十多年的牢,出来时一百岁,正是奋斗的年纪!”
“我在里面也挺好的。现在看守所里面有不好管的人,都让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每次讲完都能管一段时间。”
“那您才是这里的政委吧?”我打趣道。
“哈哈哈,我还给好些人写上诉状呢。有的人的刑期还减了不少。都不容易。”
他继续道:“一审判决出来后,我儿子的状态不太好。那次我见到他,就像小时候一样,先一把搂他进怀里,亲了亲他的额头。安慰他说不管是多久,冤枉的就是冤枉的。”
聊罢他的案子,老马总还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了看守所里的八卦。
刑事律师,常常看到别人人生的最低处。
但是往往在这最低处,绽放出来的生命底色和光辉,总有一瞬间让我肃然起敬。
是的,我们都活在泥泞里,但总有人仰望星空。
出了看守所,拿回手机,社交媒体上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的报道铺天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