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尚未“+”一切的年代，赌场是什么样，似乎不用解释。因此，刑法中开设赌场罪，也未着笔墨对“开设赌场”进行定义。
传统犯罪互联网化中，开设赌场也从实体、线下，转战至虚拟、线上。刑法规定顺势而为，肯定开设赌场也可以在网络等虚拟空间进行。
已有的司法解释中，无论是建立、担任代理、参与分成，均以专门的“赌博网站”为前提。这种专门的赌博网站，是线下传统赌场的照搬，除了供人赌博，并无其他功能。
但时过境迁，利用合法平台组织赌博的案件愈发猖獗，专门赌博网站外，是否也可能成立网络赌场？
目前，没有立法予以回应。
尽管司法解释，仅肯定了专门赌博网站的情形。但我们不能因为司法解释未列举依托合法平台的类型，就完全否认网络赌场可以开立在合法平台上。
因为，此司法解释仍未在下定义，而是在举例。这样的举例解释，属于非全面列举。符合列举情况之一的，当然构成开设网络赌场，但四类典型之外的模式，并不当然被排除在外，只要实质符合开设赌场行为的，仍然可按开设赌场罪处罚。
同时，司法机关以有罪判决案，肯定了“网络赌场”可以依附于合法平台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05号、106号案例，肯定了网络赌场可以微信群的方式存在。除此之外，合法成立的直播平台、游戏网站，同样可以成为有心之人的利用对象。
开设赌场是指为赌博提供场所、空间、赌具，为赌客设定赌博规则、方式，帮助赌客进行资金结算等服务，组织招揽他人赌博的行为。
在利用他人合法平台，开设赌场案例中，“空间”“规则”可能是现成的。
比如，106号案例中，微信抢红包的金额随机性，微信群聊功能，就被当成现成的空间和规则加以利用，组织赌博。
此时，开设赌场的核心行为体现在为赌客进行资金结算服务，即“上下分”。
“上分”，提供充值服务，以人民币换取赌博的筹码、道具的行为；“下分”，提供提现服务，将筹码、道具反向兑换成人民币。
这些寄生在合法网站/程序，专门提供“上下分”服务的行为人，坊间称为“银商”或“币商”。
实务中一般认为：“币商”通过充值和提现方式，兑换筹码、道具赚取差价，是对合法平台、规则的改造利用，由于“加入”了提现功能，合法平台同时也就具有了赌博网站性质，其在实质上便是建立了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所以认定开设赌场罪几乎无阻碍。
那么，被利用的网站/程序开发者，是否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网站/程序开发者，跟“币商”是否具有开设赌场的意思联络和帮助行为。
案例：Y公司合法成立，取得了相应的行政许可和资质，开发了一款棋牌类游戏程序。为增加游戏趣味，发行游戏币，通过棋牌输赢在玩家之间流转。颇具人气后，大量“币商”涌入，通过微信、淘宝等第三方平台，提供游戏币的销售、回收服务，赚取差价。公安指控Y公司及其员工，涉嫌开设赌场。
不知情者，无罪。
客观证据显示，流连在该程序的币商，与Y公司及其员工之间并无意思联络。那么需要单独考察Y公司及其员工，是否明知或应当知道币商的存在。若连主观的认知都没有，则难以要求承担责任。
程序内部分游戏用户的头像、异常的牌局输赢、异常游戏币流转、玩家的举报，无一不证明，Y公司及其员工知道币商的存在。
无帮助者，无罪。
不知者无罪道路不通的情况下，网站/程序开发者独善其身的方法，在于无帮助行为。换句话说，尽到管理职责。
在本案中，Y公司在察觉异常后，制定了封禁规则，查封违规头像（含有游戏币倒卖信息），封禁牌局异常的玩家，冻结异常的账户。
最终，检察院以Y公司及其员工不存在犯罪事实的理由，做出了全案不起诉的决定。
刑法不能放纵犯罪，但也不能超越“责任自负”，对合法的经营造成影响。开赌场的责任，不能由正常开公司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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