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协助收贿，为什么有人没事？

跟别的刑事案件相比，贪腐类案件的办理容易“拔出萝卜带出泥”。

不仅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受到追究，在围绕其“身边人”的调查中，部分“身边人”会因或多或少参与了钱权交易的过程，甚至从证人转变被调查人，直接沦为刑事责任的追究对象。

协助收财，最为严重的被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有的被定性为洗钱，而有的却能够全身而退，其中有何差异？

受贿罪共犯认定的基本规则，与刑法总则规定无异：共同行为+共同故意。

文｜张婷婷

01

协助收贿，可是受贿罪的实行行为

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两个，为他人谋利和收取贿赂。

囿于“身边人”的手中无权，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实施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即使“身边人”完全未参与谋利事项，协助收受钱财的行为也是共同行为。这一点，已经得到实务界的共识。

但需要注意协助收贿的时间节点：

只有在国家工作人员实际控制贿赂财物前，“身边人”以提供账户等方式协助收受财物的，才是受贿罪的实行行为。

若国家工作人员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账户实际控制贿赂财物后，“身边人”协助转移、转化财物的行为，实质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来源和性质。实际控制意味着受贿罪的既遂，后续“身边人”的协助行为，若符合洗钱罪的构成要件的，按洗钱罪处理。

02

“通谋”不需要转达谋利事项

共同故意，即“身边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就受贿罪的两个实行行为均有“通谋”。“身边人”不仅就收取贿赂有意思联络，还就谋利事项有意思联络。

对于收取贿赂款物的意思联络较容易认定。

对于为他人谋利的意思联络，无需“身边人”转达、协调具体的请托事项。只需“身边人”收取财物时，明白该财物是钱权交易的“对价”即可。

最高法第1143号案例中，以指导案例的形式明确，“身边人”知道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便足以认定在谋利事项上存在“通谋”。

03

亲疏有别，非特定关系人的例外规则

本来共同故意+共同行为，就足以认定“共犯”。

但受贿罪的特殊规定，又对上述规则有所修正，给某些“身边人”出罪另辟蹊径：以亲疏关系为标准，对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采用了更为严格的共犯认定规则。

该亲疏关系将“身边人”，划分为两大类：特定关系人和非特定关系人。

特定关系人，以“共同利益关系”为纽带，分为近亲属、情人、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

首先需要明确“共同利益关系”不等于“共同财产关系”。比如近亲属当中的同胞兄弟姐妹，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当中的合伙人，虽然与国家工作人员，都各有家庭，财产分别管理。但依照法律的“拟制”，该类特定关系人，“收即是受”，协助收受贿赂财物，即使没有后续分得或享用，依然按照受贿罪的共犯处理。

非特定关系人，因不与国家工作人员拥有特殊的人身关系和经济关系，采用了更为严格的共犯认定条件：共同故意+共同行为+共同占有=受贿罪共犯。

简单来说，非特定关系人“收而不受”，不作共犯处理。仅在参与分赃的情况下，追究责任。

协助收取财物的行为是类似的，但行为人的身份划分、协助的时间节点，是无罪或罪轻的重要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