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杨某等人在社保局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伪造部分材料，帮助他人“骗取”国家养老保险金。一审法院认定时，没有提及社保局工作人员是否知情，直接认定杨某等人构成诈骗罪。
案例二：(2014)巨刑初字第149号案例中，孙某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虚报贷款用途，并虚报公司资产，向银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法院认为，银行有关工作人员是否负有责任不影响对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定性，银行有关人员负有责任不是被告人实施骗取贷款行为的免责事由，被告人构成骗取贷款罪。
这两个案例存在的共性问题是：法院将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置之不理”，直接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
这一问题不只在单位作为被害人的案例中存在，在自然人是被害人时也有。例如(2019)浙0681刑初1170号案例（以下称“何某诈骗案”）中，何某等人成立公司，以收取“砍头息”等套路放贷，而且对同一贷款人多次重复放贷，判决认为：“无论客户是否明知其有‘套路’，均不影响各被告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回避对被害人是否明知的判断，直接认定何某等人构成诈骗罪。
在应当判断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的基础上，还要讨论前述两个案例中，涉及的社保局、银行等单位陷入错误认识的认定问题。
出现上述问题，或许司法机关为了惩罚欺骗行为，又或许是为了帮被害人追回损失，但这都不是回避认定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理由。
根据刑法基础理论，“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是诈骗和骗取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在不区分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况下，其逻辑都是：被告人有欺骗行为→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造成财产损失，这四个要件环环相扣，前后要件均存在因果关系。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件，即被害人因为被告人欺骗行为，产生处分财产的错误认识，并且处分了财产。
但是分析前述案例，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原因分别为：
1、案例一是社保局工作人员为了在为他人违规补缴社保过程中，收受财物，指使杨某等人材料造假，社保局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而导致社保金损失；
2、案例二是银行领导为了完成业绩，帮助贷款人材料造假，且让信贷员审核通过，是银行领导滥用职权导致贷款损失；
3、何某诈骗案中，贷款人急需使用资金，明知出借人有套路，仍然愿意贷款，是贷款人侥幸心理与急切用钱的心理导致财产损失。
可以看出，被害人的财产损失，都不是被告人材料造假或者有套路的原因，而是被害人或者有处分权的人在明知的情况下，自愿处分财产所导致。
对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认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被害人没有陷入错误认识，被告人的欺骗行为就不可能造成被害人损失的结果。
罪刑法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当刑法规定了构成要件时，司法机关就应当遵循相关规定，做到公正裁判。
有观点认为，只要有欺骗行为，而且单位利益受损，不管工作人员是否知情，都应当认为单位被骗，被告人也构成相应的犯罪。这可能也是单位作为被害人时，法院忽视认定被害人错误认识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这一观点并不合理。
单位是法律拟制的“人”，其本身不具有意思表示的能力，而是由若干自然人以一定的程序代为意思表示，所以单位本身不存在能否被骗的问题，我们在讨论“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时，准确来说，应当是单位内部相关自然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
相关自然人，通常是对单位财产有处分权限的人，从程序上表现为负责审核资料的相关人员。比如社保部门发放社保金、银行发放贷款等，都要经过层层审批，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或者层级的工作人员。如果审批链条上的工作人员全都对欺骗行为不知情，被告人可能构罪。相反，如果全都知情，那么工作人员当然没有被骗，被告人也不可能构罪。
问题是，如果部分知情、部分被骗时，能否认为“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
首先，如果知情的工作人员为了私利，与被告人共谋，欺骗其他有处分权的工作人员时，可能与被告人成立诈骗或者骗取类犯罪的共犯。
其次，如果知情的工作人员与被告人没有共谋，应当认为工作人员没有被骗，被告人也因此不构罪。单位内部规定了多层审批制度，处在审批链条上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否能够代表单位意志，其都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即使只有部分工作人员对欺骗行为知情，但是为了单位利益，并且以单位名义处分单位财产，都应当认为单位基于自己的意志或利益处分了财产。单位财产的损失，不是被告人材料造假行为而是工作人员失职导致的，被告人不应当为此担责。
相比于其他罪名，诈骗和骗取类犯罪的特殊之处在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有互动，且被害人的主观认识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有关键影响。不管被害人是自然人还是单位，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都不能回避而且应当准确认定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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