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重读到，十一年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一篇演讲稿《语言腐败的危害》，心有戚戚，猛拍大腿。现实情况太过于配合张教授的文章了。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他原创，最初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提出。他著名的作品《一九八四》提供了很多语言腐败的例子：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称为“真理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称为“和平部”……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语言腐败的目的无非操纵人心、排除异己、忽悠民众或者转移矛盾。
孔老夫子说了，名正言才顺，中国人也特别喜欢“师出有名”。
“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就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张维迎教授在他的演讲稿中举例子时，恰好提到了重庆的“唱红打黑”……
看到这个例子，我哭笑不得，果然历史在不断地轮回。“扫黑除恶”案件的运动性、政策性、业绩性几乎决定了“语言腐败”。
“黑恶势力”在任何社会都是过街老鼠。任何性质的政府，都要打击这种“非法控制”。
更别提老百姓对“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这八个字的愤慨。所以，“扫黑除恶”的正当性，谁会反对？箪食壶浆、夹道欢迎还来不及呢。
但是，重庆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黑社会”（那个时候还没有恶势力的帽子）可以被扣在任何滥用权力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
“打黑”可能变成“黑打”，可能变成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非法行为。
当然，历史告诉我们，甚至“黑”起来连律师也“打”，法治的底线也就被无情洞穿了。
由于人类认知规律所限，常常是先有答案，再去论证过程，这没毛病。这也是科学中鼓励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但刑事案件一旦也开始“大胆定性、努力侦查”，则案件就有了被“做成”有罪的趋势；为了有罪，也就必然证据不够、“言词来凑”。
言词来凑就必然导致语言腐败。本来应该是客观、中性描述事实，但最后都变成了描黑或者“扣帽子”。
我们都知道，刑法讲究个“罪刑法定”，罪刑法定要求刑法罪名讲究个“构成要件”。构成要件思维就是说，因为它符合①②③……个罪名要件，且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要件，所以它可能构成黑恶势力。
但“扫黑除恶”“黑社会”“恶势力”等词汇本身是结论和答案，不是构成要件事实本身，缺少从证据到构成要件事实到结论（答案）的过程。
如果在立案之初或者立案前就已经有了黑社会或恶势力的预设，然后根据“答案”去凑“过程”（构成要件）。那个人或组织就很难白起来，也百口莫辩。
裁决者若戴上有色眼镜，不管是侦查还是取证，都会被“黑恶势力”这个词扭曲。
一个人很容易被证明黑，但极难举证证明自己白。白纸做黑只需一滴墨，但消除一滴墨的影响，则异常艰难。
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根本原因：公权力机关得依据证据，“从无到有”的构建有罪指控（从0到1，很难）；而不是“从有到有”的强化有罪指控（从1到100，非常容易）。
我们来看，侦查中习以为常但危害深远的一种现象，黑恶案件一般都是当地的大案，公安在立案后，常常通过网络或实地发布公告的形式征集犯罪线索（注意：贴公告的这一行为本身就暗含了有罪）。公告中就藏着大量的语言腐败：
“破获”“打击”“一举打掉”——打错了呢？不该打呢？
“公开征集重大黑社会犯罪集团” “广泛征集该团伙违法犯罪线索”——你不还在侦查吗？怎么就已经是黑社会了？而且还是团伙（刑法上的团伙可不得了）？
“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公安已经帮法院把判决书里的词都写好了。
“欢迎主动检举、揭发……有奖励”——检举、揭发就说明了只倾向于收集“有罪”的线索或事实。
可能有人觉得这是抬杠、吹毛求疵。但是，罪犯首先是法律上无罪的人，乃依法定程序被定罪，其次也可能被冤枉。
如果公安在侦查时的公告就已经越俎代庖了，连打击再定性，完全不给后面的检察院、法院以机会，那立案和有罪就建立了宿命般的联系——即使我们都清楚，立案距离有罪在法律程序和时间上都还是山海为隔。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去医院，一进门就已被医生无条件、一股脑地认定为癌症，活不过一星期，那恐怕就没有医院存在的必要了。
这样的公告不胜枚举，你随便在互联网上一搜便是。
我们不做人身攻击、不进行道德绑架，但请试着换位思考（这种换位思考的必要性在于，人人都可能成为“语言腐败”的受害者），如果你被抓了，在你所在的县乡市或在抖音、微信公众号上出现上述公告，你会如何自处？你如何辩白？这就是“语言腐败”的威力。
公告中的语言腐败，还容易察觉，毕竟面向公众。卷宗尤其是言词证据中的语言腐败则是藏在暗处，但威力更甚。
“你对他们这个犯罪集团怎么看？”
“他是怎么害你的？”
“你觉得他做的对吗？”
“如果没罪，公安抓他干嘛？”
“你愿意交钱吗？”
“他霸道吗？你怕他吗？你害怕吗？”
“你不应该负责任吗？”
“如果没有证据，抓你干嘛？即使……你就没有错吗？”
……
（经典表达，并非特定案件中的特定内容）
这样的问题循环往复，24小时循环播放，我想谁的大脑都会被这般语言腐蚀殆尽。
非法证据一般针对刑讯逼供等十足的暴力、威胁得到的供述，但对这种暗戳戳的、绵里藏针的问法，几乎不会关注。
一旦进入这种“语言腐败”陷阱，当事人就很难逃出——话是自己说的，罪是自己认的，总感觉哪里怪怪的，但有口难言。
庭审时，法官一句“你有没有说过这个话”，就可以“噎死”当事人。
凡事必须讲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事实经纬。刑事审判也应如此，但现实常常不是如此。
黑恶案件重大，牵涉范围广，常引起地方震动，专案居多，如前所述，侦查时就常定调，朝有罪方向组织“证据”。有时还搞个“三长会议”，案件到了法院也就几乎覆水难收。
比如，庭前会议时提非法证据排除，法院多答复“会酌情考虑”“依法裁决”。
开庭时，审判长一般拿一张纸，上写：“经办案机关出具情况说明，公诉机关确认，查看录音录像，合议庭审议，本案不存在非法证据的情形，证据来源均系合法。”这一裁决的每一句话，按理说，都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细节的证据或法律问题，要么需进行举证质证，要么需进行辩论。
但短短数十字的宣告，几乎无可辩驳，你还挑不出“文字错误”，因为是正确但无用的结论。不管辩护人还是律师再提，都会被冠以没事找事，本院已答复，进而“一锤定音”。
由于案件多卷帙繁复，庭开个十天半个月也不稀奇。法官为了赶进度，常常使用话术，打断被告人或者辩护人的话。
在法庭调查环节告诉你，“可以放在辩论环节讲”。
举证质证说多了告诉你，“可以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或者告诉你“辩论意见可以在辩论阶段再讲”。
等到了辩论阶段又说：“简单发表，庭后可以提交书面辩护意见”或者告诉后面发言的律师：“不要重复发表辩护意见，简单讲”。
又或者对被告人说：“最后陈述时，你再展开讲”。
等到了最后陈述环节“道德绑架”地对被告人说：“时间也不早了，简单讲，我们都知道了”“好了，今天的庭就开到这里”……
虽然法官面临的“案多人少”“无能为力”或许存在，但这一点都不构成敷衍庭审的正当理由。这种“话术”（语言腐败）不断蚕食庭审，让你不知不觉被带偏。
而且，大大地压缩了辩护权，造成形式庭审，如此这般，庭审实质化永远无法实现。
某种程度上，黑恶案件恰好是法治成色的试金石。
而关于试金石的证据最终体现在判决书上，可以说部分判决是“语言腐败”的集大成之作。判决书要么不说理，要么说歪理。
黑恶案件证据标准其实很高，因为其性质恶劣，构成要件本身就很苛刻。
即使伴随扫黑除恶运动，出台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泛化了构成要件，但有标准，就还是得满足（在形式上）标准。
判决书往往以“本院经审理查明”定调，即使查明的事实与指控事实不一致，甚至查明了无罪的事实，或者庭审直接推翻了起诉书的内容，还是会粘贴复制起诉书内容，接着写“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对于被告人声泪俱下、激情澎湃或有理有据的自辩多浓缩成一句“被告人对指控均持异议、不认罪”了结（问题是如果没罪，怎么认罪？）。
黑恶势力案件司法解释多，也存在很多似是而非或具中国特色的法律概念。
由于案件中证据难以满足这些标准，所以法院常化繁为简，直接进行跳跃，省去论证说理的过程，以“被告人以软暴力方式”“采取跟踪、滋扰、贴靠、架势”“恐慌、恐惧”“心理强制”等表达，直接套用司法解释定义，于证据事实不顾，进行盖棺定论。
这样的好处就是当你对照司法解释看判决书时，发现“一应俱全”。真是完美的罪犯，似乎就是拿着司法解释，按图索骥进行的犯罪活动，生怕漏掉一种“典型情形”。
为了论证犯罪集团，但又无法否认企业或者组织的合法性就以“为了犯罪而成立单位”或“成立后以犯罪为主”等“结论”来证明“结论”。
为了证明是黑恶势力犯罪集团，万事不决，就直接套四字或八字箴言：“非法控制”“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真可谓，帽子一扣，谁也不爱。
为了没收违法所得，又懒得（或不想）析产，剥离被告人合法财产。就在利益、财产或控制面前强加“非法”二字。
至于什么是非法？违反了什么法，则是“莫须有”。又或者说财产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至于违法犯罪活动具体指什么？不正当，哪里不正当？又按下不表。
……
这些表达的共性都是从法律概念到法律概念，空对空地论证。句句逻辑自恰，唯独就是没底——没有合法且确实、充分证据的证据支撑。
就好比我们吵架时，上来就是“抛开事实不谈”，再问你一句：“你就没有错吗？”
总之，只要能占据道德或语言高地，就可以想办法通过“言词”来让当事人无法翻身。
最可怖的是，刑事审判一般都涉及国家秘密，外人无从知晓内情和事实真相。
即使公布了判决书，我们从文字里看到的也是另一番历史，宛如罪犯的平行世界。
我相信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感同身受。如果仅通过文字来审判，那几乎就没有冤案，因为在逻辑上，从有罪的语言无法得出无罪的结论，与“毒树之果”同理。
其实，所有类型的刑事案件都可能存在语言腐败问题。只要先有定性，再去侦查就必然产生这个问题。
黑恶案件是最为恶劣的犯罪之一，其刑罚和对财产的处分也是最为严厉的。
既然如此，公权力机关办“铁案”的动机就更甚，因为谁也无法面对这样的办案错误。
财产都没收了，你说他不是黑社会？这谁也无法负责。这种动机反而加剧了语言腐败，把所有的刑法负面评价“应塞尽塞”。吊诡的结局就是最重大的案子，较低的证明标准，较低的定罪标准。
这种现象绝非杞人忧天，值得高度警惕和反思。法言法语是神圣的，定罪是庄严的。
当然，最后也并非出于礼貌的，还是要说一句，大部分刑事案件仍然是公正的，公检法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法官也是十分尽职且辛苦的。
也正因为如此，才不容人为的错案来亵渎这些称职的法律共同体成员，构建法治社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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