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亦凡案看“醉酒型”强奸背后的入罪逻辑演变

      

图片源于凤凰网

       吴亦凡案一审判了，被法院认定构成醉酒型强奸。

       时间回溯，“阿里巴巴女员工事件”里有酒、“刘强东明尼苏达事件”里有酒，更早的“李天一事件”里也有酒……

       以上事件，各有隐情；美酒无言，只能背锅。

       作者对酒没有恶意，也无意劝人戒酒。毕竟我们都知道，喝酒和强奸并没有因果性。只是恰好，“醉酒型”强奸背后呈现出的入罪逻辑演变，及其映射出女性权利保护观念的变迁，值得分享。

  01

强奸罪的“硬暴力”在减少

        经济水平在提高，人类文明在规训，挥舞拳头的硬暴力确实在减少。性犯罪也从原来的“霸王硬上弓”变成了“巧设相思局”。

       犯罪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司法认定中关注重点的转移。

       各国司法对强奸罪的认定，从之前注重考察以“有形力量，压制反抗”为特征的硬暴力，到现在的更为在乎被害人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性同意”权利。

       换句话说，之前强奸罪的传统样态是以暴力、胁迫为前提的，被害人强烈反抗、说不，才会被认定不同意发生性行为。

       即“默示代表同意”——没说不同意，就不是强奸。

       以“醉酒型”强奸为代表的性侵新样态，不是采用暴力、威胁等强制方式实施，而主要是利用被害人失去或者部分丧失性处分能力的状态，趁虚而入。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就推定被害人无法真实表达意思。

       即“明示才是同意”——没真实地表达同意，就是强奸。

02

强奸罪作案的“熟人化”

       饮酒等社交互动行为，一般不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被害人往往需要与犯罪人互动，也就是犯罪学所说的“参与性被害人”（注意：这个词并不是对被害人的污名化，只是现象描述。如同诈骗罪，被害人不上当，诈骗犯也就没办法）。 这种事前存在双方互动行为导致的强奸具有高度的隐蔽性，现实情况也更为复杂。

       一些案件掺杂有妇女自愿发生性关系后反悔，事前、事中有部分性同意能力，“半推半就”发生性关系等因素。

       这就给司法出了难题。被告人、被害人往往各执一词，加上被害场所的私密化，几乎很难有见证人在场，最后陷入罗生门。

       但司法机关针对这类案件，总要破题。

       在存在双方互动、熟人作案且证据事实隐晦不明的强奸案中，法院会更加倾向保护被害人利益、采信被害人陈述。

       可能会冤枉“好人”吗？有可能。

       但这样做有正当性吗？当然。

       这种裁判的价值取向，实际就是对被告人、被害人利益衡量的结果。司法的正义也多体现为拟制的修复性正义。

03

从被告人视角转向被害人视角

      目光停留之处，正是视角背后的价值偏好和社会思潮使然。随着女性权利意识觉醒、女性在职场上的力量崛起、经济独立，进而逐渐有了瓦解“父权主义社会结构”的能力。

       这种“解构”也就顺理成章地辐射到了性犯罪的司法认定中。

       强奸罪认定的传统视角往往停留在行为人（多为男性）有没有错，做了什么？仅把被害人作为“犯罪对象”看待。这种视角，天然具有认定犯罪成立的限缩性，因为行为是可视化的，易证明的。

       强奸罪认定的新视角，目光开始转向那些“阁楼上的疯女人”——被害人才是真正的主角。

       既然如此，强奸罪要保护的核心法益就不仅是行为人（男性）的行动自由，更是被害人（女性）的意思自由和内心感受。

       入罪逻辑演变背后体现出的权利观念不可逆转，为了避免犯罪或者“被犯罪”，这种两性互动前提、话语逻辑、司法认定趋势可能需要每个人习惯并且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