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高检发布了五个惩治洗钱犯罪的典型案例。通过案例看现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司法机关认定洗钱犯罪的思路，知道哪些行为不可取，并对潜在的洗钱行为敲响警钟。
01
股权代持：需判断股权来源合法性
股权转让因为看似存在正常且真实的交易，成为常用的一种洗钱手段。其中一种方式是，上游犯罪人让股权受让方代持股权，比如典型案例中的“丁某环、朱某洗钱 鹿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案”（下文称“丁某环案”）。
对于股权受让方来说，如果明知股权是他人七类上游犯罪所得获得的，当然可能构成洗钱罪。但是，也有只是为了获取一定收益而帮助他人代持的情况，代持人本身无犯罪故意，此时却也可能涉嫌洗钱罪。在认定是否明知是七类上游犯罪所得时，即使不是明确知道，但应当知道时，比如了解实际持有人的背景信息，或者聊天记录中也有相关信息等，也能够认定为明知。即使不知道股权是实际持有人通过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只是明知是犯罪所得，也会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对于只想通过代持股权获取报酬的代持人来说，决定代持之前，建议通过以下几方面，判断股权来源的合法性：第一，实际持有人请求他人代持股权的理由；第二，对实际持有人的经营行为进行背景调查，结合其所说理由，以探虚实；第三，签署承诺函，请实际持有人承诺股权不是通过犯罪所得而获得，等等。
02
对明知的认定：以客观推主观
构成洗钱罪的主观要件是明知，具体而言，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司法实践中，对是否“明知”的证据认定是个难题，因为行为人可以自己不知道是七类上游犯罪所得，作为抗辩理由。但难认定，不代表不能认定。司法机关在认定是否明知时，遵循的是“以客观推主观”原则，即不只看你怎么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做。
比如在“丁某环案”中，丁某环、朱某辩称自己对以“高买低卖”方式洗钱的行为不知情，以为是正常交易。而根据他们在公司任职情况、彼此之间的聊天记录、企业会议纪要等证据，足以证明其是知情的。
结合“李某华洗钱案”，对于是否知情的判断，还可能基于以下几方面：与上游犯罪人的关系、是否实际参与过上游犯罪的某些行为、上游犯罪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自己的行为等等。
再进一步说，对于明知的内容不同，构成的罪名也不同：如果根据主观和客观证据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是洗钱罪七类上游犯罪，则构成洗钱罪；如果只知道是犯罪所得，而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犯罪时，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03
在上游犯罪过程中介入：
可能构成上游犯罪的共犯
提供资金帐户是洗钱罪的常见手段，但也是帮助他人实施上游犯罪常用的方式，特别是在贿赂、非法集资等案件中，会提供自己的账户接收贿赂资金、集资参与人资金。这种情形，提供资金账户行为本身，构成上游犯罪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上游犯罪成立必不可少的要件。此时，提供账户的行为就涉嫌上游犯罪的共犯，处罚可能更重。
比如在“马某益受贿、洗钱案”中，马某益提供自己的账户为受贿人接收资金，而收受财物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如果缺乏这一要件，受贿罪可能就无法成立，犯罪所得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马某益用自己账户接收贿赂资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而非洗钱罪。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什么时候介入，如果只是一个行为，可能只涉嫌上游犯罪的共犯或者洗钱罪中的一罪。但是，如果既在上游犯罪过程中提供帮助，又在犯罪终结后帮助他人洗钱，实际上是两个行为，在自洗钱入罪的法律规定下，可能同时涉嫌上游犯罪的共犯与洗钱罪，数罪并罚。
04
洗钱后的资金用途：
不影响定罪量刑
在“李某华洗钱案”中，李某华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进行洗钱，之后将部分资金用于企业经营以及还贷，并以此为由辩解，认为不构成掩饰、隐瞒资金来源性质的故意。这也是很多案件中，被用作抗辩的理由。
但是，在认定是否构成洗钱罪时，重要的是，将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通过提供资金账户、转换成现金、转移至境外等方式，改变资金非法性质的这一行为。当实施了这一行为时，已经涉嫌洗钱罪。
而至于此后资金如何使用，无论是经营还是消费，都无法改变前一行为的违法性，不影响对前一行为的定罪量刑。
综上所述，司法机关在认定洗钱犯罪时，总的原则是重实质轻形式、重客观轻主观、重行为轻用途，想以形式上合法、主观上不知情、用于经营等理由实现无罪抗辩，比较困难。而如果故意参与到上游犯罪中，就不仅仅涉嫌洗钱犯罪，还可能被处以法定刑更重的七类上游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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