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是司法追求的宏大目标,对于个人而言,有时候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任何情况下,律师都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正义”,都是“不正义”。
文|邹佳铭
我第一次会见他之前,妻子很担心,因为他有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妻子也不知道如何帮助在里面的他,就让我给他带了一本书——《天文终极之问》。并嘱咐我转告他说:“想不开的时候,就想想浩瀚宇宙吧。”
见到他,蓄着长长的胡须,头发也有些长了,贴在他瘦削的脸庞,神情里有着淡淡的忧郁。我转告妻子的话给他,他低下头,眼泪流了下来,说:“我都好,让他们不要担心。家里四个老人还好吧?两个孩子呢?”我说:“家里老人都好,妻子说小儿子一直吵着要爸爸陪他打乒乓球。”
他按捺不住,伏在桌上哭起来:“我也不愿意这样,但是我不说真话,一辈子会良心不安呀!”
近十年前,他父亲的一个老下级P某,因为当地的一个大型商业街项目到北京来招商。虽经父亲和他多方引荐,还是没有找到合作伙伴。父亲对他说:“某地也是你长于斯的第二故乡,如果你有能力,也可以考虑投资,就当是回报家乡吧。”就这样,他一共投入三亿资金与当地国企合作这个大型商业街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P某想给在北京读书,将来准备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买车、买房,但是手中的钱不够,又怕房子涨价后买不起,就向他提出借用他家人的购房购车资格买,并说钱没还够前,不过户。
就这样,他用家人的资格,借给P某1000多万,在北京买车买房,并将房和车登记在他的家人名下。至案发前,P某陆陆续续还给他800多万。
两年前,P某被查,他也被监委留置配合调查。在承认车和房是行贿,800多万是P某寄存在他这里的钱之后,他被解除留置措施。
“我经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夜深人静时,我无法面对自己的愧疚和自责,这种内心的煎熬比我待在里面时更痛苦,所以我选择了说出真相。”
当他向承办P某案的法院提交相关材料后不久,他被该地检察院以涉嫌单位行贿罪逮捕。我介入这个案件之前,他有一个辩护律师F。
F执业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很敬业,对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了解得很清楚。我们见面聊过一次,都认为这个案件不能排除借名借款买房和车的合理怀疑,指控单位行贿罪的证据不足。
他度过初期的极度沮丧之后,也慢慢适应了看守所的生活,还特别让我转告妻子,能够在里面看书,就是很幸福的事情,就当是在穷乡僻壤度假好了。
我与检察院办案人员的沟通也很顺利。他们接收了我们提交的新证据,认真地倾听了我们的意见,并说这个专案是他们承办的最复杂的案件,他们一定会负责的,只是从不发表他们的观点。
审查起诉期限届满了,他和我说,检察院和监委都来了,劝他认罪认罚。他问我:“如果我不认罪,我的案件能判无罪吗?”我说:“我只能从法律上分析,目前的证据确实不能排除指控的贿赂可能是P某向你借名借款买车买房的。但是,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他有些沮丧,说:“F律师说我的案件一定会是无罪。”
我说:“律师只能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分析,但是判决没下来之前,就有很多不确定性。你要有思想准备,这样的疑难案件可能会在法院拖很长时间。”“到底有多长时间呢?”“我无法给你确切的答案。”我看到他的眼神逐渐黯淡。
“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还好吗?小儿子呢?他从来没有离开我这么长时间……”
有一天,检察院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认罪认罚了,和我约时间一起去看守所签认罪认罚具结书。并说他们也给F律师打电话了,但是F律师不同意他认罪认罚,也不同意在场见证。
虽然我也很意外,还是急忙赶到了看守所。他显得苍老而憔悴,我还没开口,他有些空洞的眼神望着我,喃喃地说:“检察官告诉我,他的儿子和证人都翻供了。为什么啊?那是他的儿子和朋友啊,我还扛什么?我一个人也扛不住啊!”说完,他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对不起我的家人,我的爷爷奶奶都九十多岁了,多年卧床。小儿子正值青春期,我妻子根本无法照顾四个老人和两个孩子。公司也因为我被抓,银行抽贷,农民工堵门 ……,我前半生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因为这个案件要毁于一旦……”
我们都沉默了很久,最后我说:“我理解你的决定,也尊重你的决定。身体和家人最重要。既然做了决定,就不要想太多,生活终究是自己的。”
签署完具结书,我因为北京有开庭,就先回京。留下助手去法院交委托手续,沟通开庭时间。
飞机刚落地,助手就打来电话,着急地说:“F律师刚才向法院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并且要求法院调取新证据、重新鉴定。法官说要被告人最好先和辩护律师沟通好。”
后来,我听说他妻子和F律师沟通多次。F律师说她有独立辩护权,这是一个无罪的案件,他就不应当认罪认罚,她坚持做无罪辩护。
再后来,双方谈得很不愉快,他妻子解除了对F律师的委托。
其实,我当庭也是做的无罪辩护。最后,他被判缓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