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结果不是机械地根据事实和法律，三段论推导出来的。法律是死的，办案的人是活的，只懂法律，不懂人性和社会，做不好律师。
文｜邹佳铭
隔着看守所的铁栅栏，坐在对面的他，面庞黝黑、眉毛浓密，只有神情是淡淡的。
他因为两起抢劫杀人，致两人死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正在死刑复核阶段。犯罪参与者共四人，案件最大的问题是，致死的刀伤是谁实施的，一直没有查清。在这种恶性杀人案件，无疑是应该有人偿命的，那么，该杀谁？是侦查一直到死刑复核阶段争辩的问题。
其实，在案的证据对他是有利的，有多份证词证明他没带过刀，也没有动过刀。但是，一审和二审都是判决他与另一人死刑立即执行。到死刑复核阶段，他已经在看守所待了六年了，一直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坐定后，我问他的是看卷后很困惑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是谁动的刀吗？”他低下头思考几秒钟，对我点点头说：“知道。”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我到案后，第一次问我时，我确实想包庇他们，就说不知道。但是，办案警察认为我一定知道，就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第二次讯问时，就想说出来。我就先问律师，律师认为如果办案机关查不清到底是谁动的手，就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就会降格处理，不判死刑。所以我就一直没说。谁知结果并不是这样，一审认为虽然我没有持刀杀人，但是人是我喊的，现在查不清谁动的刀，就应当杀我。
但是我找他们，是让他们帮我讨债，而不是抢劫。抢劫都是他们临时要弄的。”
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停顿了一会，有些无奈地说：“我也不是怪律师，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我刚进来什么都不懂，也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听律师的。现在我在这里待了六年了，才发现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实际判案是另一回事。人和人也是不一样的，我想包庇他们，他们为了保命，却歪曲事实，说一刚开始就是为了抢劫。”
“那你当时怎么就跟他们一起动手了呢？”
“我那时才19岁，太年轻。他们说抢，我脑子一热，就跟着上了。现在我也后悔，但是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
虽然他口气是淡淡的，黯然的眼神却可以看到他内心的绝望。
“为什么到案后你没有给死者家属赔偿？”
“我一开始就想给家属赔钱，但是征求律师意见时，他说如果我同意赔钱，可能会让人觉得就是我杀的，让我先不赔，再等等看。
等一审判我死刑时，我再提出赔偿，家属就拒不接受赔偿，让我偿命了。”
说完，他又仰面叹息一声，说：“这也许就是我的命吧！”
我也无言以对。做了这么多年律师，有一个很深感受是，律师即使在辩护策略和技术上没有任何差错，也不一定能拯救当事人。
但是，在有的案件中，如果稍有闪失，真的可能办砸一个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结果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
出看守所的路上，心情很沉重。
我相信他的第一个律师，给出的建议，一定有他的理由和原因，我们不能根据事后的结果去做事前的评判。换作我，我也不知道会给他怎样的建议。也不知道，换个律师，他的命运会不会改写。
做刑辩律师久了，才发现案件结果不是机械地根据事实和法律，三段论推导出来的结果。法律是死的，办案的人是活的，只懂法律，不懂人性和社会，做不好律师。老律师就像是个老司机，胆子越来越小。我们能做的是把事情往复杂想，往坏处想，给当事人更多的可能性，让他（她）在更多信息的基础上，做自己的决定。很多时候，律师也是无力的，但是责任却是沉甸甸的！
也许在外人看来，他就是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但是，我知道，他妈妈改嫁三次，带着他从遥远的边疆来到内地，他小学就辍学，和妈妈、继父一起卖菜为生。后来自己好不容易赚到一笔钱，又被别人绑架抢走了大部分钱财。在公安追讨不到的情况下，他只能求助社会“大哥”帮忙，却被带到了一条不归路。
其实，案发后他逃脱了，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开了一家很有名的连锁餐厅。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
他最放不下的还是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母亲托人找到我，不惜代价要救儿子一命，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呢？但是，那两个无辜失去的生命，有更多委屈和不甘，也有父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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