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典型印象，是在法庭上与公诉人唇枪舌战，最终力挽狂澜，让被告人沉冤得雪。这就容易让人认为辩护律师斗赢了公诉人，官司就赢了。
其实，法庭上只是辩护律师呈现于众的一个侧面，他（她）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法庭之外，帮助法官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所以，好的律师不是让自己在法庭上风头无两，而是任何时候都甘于做法官的助手，为被告人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文｜邹佳铭
这是一个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当我第一次与委托人交谈时，就很诧异，为什么立案三年了，还在补充侦查？
他无奈地说：“其实案件已经到法院了，但是法官发现经过审查起诉阶段的两次退侦，账还是没有查清楚，所以又退侦了。”
这个案件有多起集资，其中最大的一笔，涉及600多个投资人，指控金额高达3亿余元。但是，资金实际上是通过Z，以投资被告人L经营的公司的名义募集的。只有部分资金进入了被告人经营的公司，另一部分则被Z通过各种方式占用。
起诉书列明Z是另案处理，但是将这3亿余元都认定是被告人非法集资的数额。
第一次会见被告，虽然在看守所羁押三年有余，她还是思维敏捷、精神昂扬。在案发前，她曾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女企业家。
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非法集资她是认的，但是指控的数额她不认。她说：“我做过的事，我担当。但是，我不能给Z背锅。我拿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公司经营了，但是Z骗我们按她要求打款后，拿投资者的钱给自己买房买地，这个账一定要算清楚。否则，我也对不起投资者们。”
其实，案发前被告人L和Z就算过账，没算清，两人还大吵过一次。被告人收到起诉书和鉴定报告后，一直对认定她非法集资的数额提出异议，还多次给检察官和法官写信，但是一直没有回应。
L在当地也委托了律师，律师针对被告人的意见，聘请当地一家会计事务所的资深会计师作为专家证人，准备开庭时辅助律师对本案的关键证据——侦查机关就集资数额委托的会计司法鉴定进行质证。但是，专家的意见没有转告给被告人。
她十分焦虑，认为没有人按照她的意见推动案件进展，就要求到北京请律师。
拿到卷宗后，我着重看了侦查机关委托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鉴定报告。
从形式上看，鉴定报告中载明附件有涉案银行卡的流水汇总表，还有投资者报案明细表等。投资者报案明细表被附在鉴定报告后面，银行流水则分散在其他卷宗里，浩如烟海。如果不深入到每笔流水中，很难发现问题。
我问委托人：“专家对鉴定报告有什么看法？”“专家说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他有些疑惑地望着我说：“那不是在庭上说给法官听的吗？专家说要保密，走漏消息后，在法庭上就起不到打他们个措手不及的效果了。”
我愣了一下说：“也对。但是，法官也可能措手不及。这样的话，即使我们当庭能说服法官鉴定有问题，但法官也可能基于退侦次数的限制，或者审限的要求，只能按原鉴定判了。”
“这个我们还真不懂。”他一脸茫然地望着我。
委托人马上安排我和专家见面。会见很顺利，专家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工作过程和成果。
通过艰苦、繁琐的工作，他们逐笔核对了涉案银行卡流水，发现鉴定报告得出的非吸数额和损失，与银行流水统计的数额之间，相差有近一亿的返本付息金额。原因在于鉴定报告是依据投资者报案时，自己填写的信息做出的。
作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鉴定机构完全依据二手信息做结论，这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但是，从辩护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感谢专家的辛苦工作之后，我建议将这些发现尽早向办案机关披露，争取由办案机关主持，专家在庭前与鉴定人逐笔沟通，补正鉴定中的错误。说明理由后，这个建议得到专家的认同。
针对L提出的Z占用涉案资金的问题，我通过会见了解到，Z是在投资款被打到被投公司账号之后，以还本付息的名义，要求被投公司财务人员，将资金打到她指定的账号，这些账号包括Z的家人、下属和关联企业。
我进一步问L谁能够弄清楚这些账，她明确地告诉我找公司之前的几个财务人员就好。当我转告这些给委托人时，他有些诧异地说：“这些工作不是由办案机关委托鉴定机构来做吗？”
“办案机关和鉴定机构都可能没有弄清楚哪些账号是Z控制的，也有可能弄清楚了，但是这个工作量太大，他们不愿意做。现在他们就没有做，法官又做不了，这个案件很可能就糊里糊涂地判了。
所以，必须我们自己抓紧时间做。争取开庭前，和专家的质证意见一起交给办案机关，提前和鉴定人以及办案人员沟通。给法官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辩护，是一场与公诉人的对抗。又不仅仅是一场对抗，而是双方基于各自立场，帮助法官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所以，如果协作能够帮助法官查清事实，它也应该是辩护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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