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执行中的退赃，法律严格限定在涉案的非法所得，“涉案”和“非法”是关键词，不能像民事执行一样覆盖到被告人的所有财产。执行的内容应当在判决书中具体、明确，不能交由执行法官“依法”操作。否则，将伤及无辜，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最近遇到两个案件执行的问题。一个是几年前结的案，丈夫是某市的市委书记，三个兄弟都与当地的民营企业有生意往来，涉案金额上千万元，全部都是由兄弟掌控，侦查机关也未对夫妻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虽然丈夫一直辩解不知兄弟的所作所为，但是生效判决还是认定他与兄弟共同受贿。这对妻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好在女儿给了她很大的精神寄托和帮助，她逐渐面对现实，平复下来。
案件结束后，我们断了联系。半年前，她突然给我电话说，法院执行局要她筹钱退赃，但是家里存款只有几十万，一套住房，根本就凑不齐那个数，法官就说你卖房子吧。
我当时很确定地对她说：“你们没拿赃款，没有退赃的义务。房子和案件也没有关系，法院也不能拍卖房子，你再好好和法官说说。”
没过多久，她再次给我打电话，没开口说话就哭了：“邹律师，你说房子不能执行，但是法官说我们当地都是这样执行的。房子拍卖之后的款项，一部分给我和孩子，一部分作为退赃。现在马上就要发拍卖公告了，我怎么办呀？他就是犯法了，难道要我和孩子流浪街头吗？”我气愤地说：“当地都这样做不等于合法，这明显是违法的。”“法有什么用呀！”说完，她嚎啕大哭……。
去年，有一个涉恶的案件开庭，公司员工上十人被指控为恶势力成员，罪名是寻衅滋事和强迫交易。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在最后出示了在案员工的工资表，虽然我不是员工的辩护律师，还是忍不住向公诉人提问，这一类举证的证明目的是什么？公诉人轻描淡写地回答：“证明涉案人员的违法所得。”“本案如果成立犯罪，非法所得只涉及强迫交易罪，这个罪指控的是单位，退赃的主体就是公司。这些工资不等于存款，大部分都被消费了，如果判罚金，也只能以存款或其他已有的财产缴纳，这是执行的问题。所以，工资表与案件没有关联性。”公诉人低着头，不置可否。
案件最终认定犯罪成立，员工的工资收入被认定为非法所得。好几个家属给我打电话，她们关心的都是银行账户上仅有的一点存款和一套房子会被执行吗？我只能告诉他们，如果存款都来源于工资，就会被执行。如果只有一套普通住房，按法律规定就不能执行。
几天前，几个员工的家属哭着和我打电话，说法院执行局和她们说，要把之前的工资作为赃款退缴给法院，否则就要拍卖房子。“邹律师，你一直说我们的工资不是赃款。老板开菜市场，干的是合法买卖，又不是杀人放火，我们怎么知道他犯罪了。就是老板犯罪了，我们也没干伤天害理的事，也不能我们这些年的工都白打了。现在人进去了，房子再没了，我们怎么活啊！”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后，她挂断了电话，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复。
刑事案件中涉及财产的执行，无外乎退赃（退赔）和罚金刑。退赃（退赔）是将被告人违法获得的财产（或等价钱款）返还给被害人，或者由国家追缴。很明确的是，退赃（退赔）只能建立在与犯罪相关的非法所得或赔偿的前提之下，不能执行与犯罪无关的财产。
从程序上而言，就是侦查机关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财物，由审判法官在判决书中确认后，再由执行法官执行。但是，司法不仅偏离了法定程序，更是扩张了“涉案财物”的范围，没有获利的共犯、没有既遂的受贿，甚至案外人财产……，乱象丛生，与立法本意完全背道而驰。
最高法关于刑事裁判财产执行的规定中，要求判决书“明确、具体”涉财产部分的内容。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数额，还要具体到退赃的财物的名称和数量。
但是，大多数裁判决书都对此采取“暧昧”态度，没有明确退赃的名称和数量。即使律师在辩护中对涉及财产的强制措施或处置提出了异议，判决书也常常以“赃款（物）追缴依照法律规定执行”搪塞过去，把皮球踢给了执行法官。
这就给执行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法律规定退赃（退赔）和罚金都应以被告人个人财产为限，如果非法所得转化为家庭财产，就应从家庭财产中析分出被告人财产，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执行法官的专业能力和素养都难以支撑他依法处理，尤其在执行阶段，几乎都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法官往往简单、粗暴地要求家属卖房了事。这就发生了上面的两个案例，且不是个别现象。
问题的根源在于，执行法官把刑事执行和民事执行混为一谈，民事执行都是债，老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是被执行人的财产，都能执行。但是，退赃针对的是具有非法性的“涉案财物”，尤其是涉及到人最基本需求的住房时，更要慎重。不能一人犯罪，家人流离失所。“民为邦本，居者有其屋。”这不仅是国家的责任，更是司法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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