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案，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异化为分人。不同的人被“分配”在不同的案件中，不同的案件被“配置”不同的卷宗，导致本质上的同案，被判不同的罪名和悬殊的刑期。这可以说是一种人为的不公正，应从立法上加强分案审理程序的司法裁决属性。
电话中传来一个说粤语的老人的声音，很急促。我还没弄清楚他是谁，他就像倒豆子一样霹雳吧啦地说了一通。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十多年前我的一个客户，当年被无罪释放。
这次是她女儿（杨某）因为帮人补缴社保，被指控诈骗罪。他认为女儿没拿多少钱，就是帮亲戚朋友的忙，没啥事，在法庭上说清楚就好。哪知一审判决出来，被重判十一年。这才慌了神，急匆匆给我打电话。
我让他发给我判决书，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杨某和其表妹林某1帮助他人伪造材料、虚构劳动关系，将不符合社保补缴条件的人挂靠在某企业名下，违规骗取养老社保金，并将多人领取的社保金数额，合计认定杨某的诈骗数额。
光看判决书，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即使认定诈骗，违规参保人员领取的社保金，也不能等同于被告人的诈骗数额。
我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判决书上还列有一个“同案犯林某2的供述和辩解”，内容被归纳得很简单。大概是杨某和林某1找林某2为多个不符合条件的人办理补缴社保，林某2通过要求她们多交补缴费用的方式，从中谋利。
仅从判决书就可以看出，杨某和林某1是帮助林某2实施职务犯罪的共犯关系，林某2并未被骗，何来诈骗罪呢？
判决书中还明确林某2是“另案处理”，家属说他被以行贿、受贿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五年半有期徒刑。还有一个社保局的同案犯徐某，被判处16年。
这就是说，这个案件有四个同案犯，被分为两个案件，分别以诈骗罪与行贿、受贿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定性，且量刑悬殊。仅从判决书来看，诈骗罪没有被骗的受害人，受贿没有行贿的对向犯。
因为分案，这些问题被隐藏起来，同案不同判。被告人的命运，却在诈骗罪（11年）与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5.5年）的帮助犯之间，可谓天壤之别！
这并不是个例。手中还有一个指控某单位涉嫌合同诈骗罪的案件，还在一审阶段。未到案且注明“另案处理”的是公司实控人李某某供述，是他策划和主导了通过关联交易挪用其他公司货款的行为。
但是在庭前笔录中，侦查人员未提问他是否与其他人商议，或其他人知情挪用资金的行为。当然，也不排除侦查人员提问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记录答案。总之，庭前证据没有指向共谋或知情的主观问题。
我的当事人是公司的总裁，并不主管业务，一直辩解说他就是正常履职，并不知道实控人李某某安排人把货款挪走了。但是，还是有猜测性证据指向他知情。由于到案的被告中，他的职务最高，他被以第一责任人指控，涉案金额高达二十多亿。在司法实践中普遍不注重主观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如果犯罪成立，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所以，事实上我们必须证明他是不知情的，否则凶多吉少。接受委托后，我一直申请法院将李某某并案审理，或者庭审时提实控人李某某到庭。因为只要对质，就能让这个事实一目了然。但是，我的申请一直未获法院允许。
分案审理听起来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但是在个案中，你会发现分开的不仅仅是审理，而是人。只要人被分开，事实就可以局限在侦查人员的笔录中，侦查人员可以有选择地提问或记录，规避掉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或者法庭有选择地采信证据，“裁剪”成判决需要的事实。如果事实被程序框定，审判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侦查的背书。
其实，真相是触手可及的，只要未到庭的人到庭。但是，“到庭”需要法庭许可。虽然法律规定“分案处理应当以有利于保障诉讼质量和效率为前提，并不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 但是，法律并没有配置一个对应的法定程序，通过辩方参与，来认定分案处理是否“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
这就导致，是否分案审理本来属于法院决定的司法裁决，因为程序缺失，辩方参与不足，即使提出并案或到案的意见，都难以撼动侦查和公诉机关已经形成的分案局面，使得司法裁决异化成由侦查机关决定，法院“遵行”的行政决定。
但是，是否分案直接影响查清事实，应当通过立法，以审判权严格限制分案。否则，同案不同判，被告人的命运从分案开始就被程序而不是事实决定了！
法律援助热线
010-65025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