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背面的门突然打开，走进一个身穿T恤、带着宽边眼镜的人，手推推车，上面码着一本本厚厚的案卷。
与推车同时到达的，还有他带着浓浓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律师们都到了呵！”
他满脸笑容地望着我们，边归整案卷边对我们说：“哎，最近开一个涉黑的大庭，法警不够用，这个案件二审本来不开庭。
但是，你们几位律师都写书面申请强烈要求开庭，那就开吧，和控方好好辩论下，把案件搞清楚。
但是，只有两个半小时时间，法警到时候就要下班，我们安排不了他们加班。好在你们的书面辩护意见我都收到了，辩护时你们抓住重点说呵。”
我们都习惯性地点点头，开始埋头自己的准备工作，并没有认真领会他的意思。这是我在这次庭审中总结到的一个重要教训，认真听法官说的每一句话，才能真正做到以他希望的方式，表达他重点关注的内容。这是有效辩护的基础。
他再走进法庭时，已经换好了法官袍，整个人一下子变得庄严、肃穆。随着他的法槌落下，庭审开始了。
这是一个前国有企业的董事长，被控与其弟弟共同受贿，与另一民企共同骗取银行汇票以及滥用职权案。兄弟俩各请了两名律师，我是第一被告人的第一辩护人。
第二被告人的第一辩护人是一个很温和，性子也比较慢的律师。轮到他发问时，他以他的节奏慢条斯理地提着问题。也许他进入状态比较慢，前面几个问题与案件争议点联系并不紧密，加之第二被告人的回答令他不满意，他就采取重新发问的方式进行弥补。
这时，法官明显有点不耐烦了，直接制止他说：“辩护人，请注意你的发问方式。”我看到他听后有点懵懂，明显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有点慌乱了，短暂地停顿后开始了下一个发问。
也许是在慌乱中他来不及调整，下一个问题仍旧是延续之前的思路。这时，法官有点粗暴地打断他说：“你不用问了，下一个律师，你有没什么问题要问？”
我看到他张开口还想争辩或解释什么，话还没说出口，第二辩护律师已经跟进了。庭审节奏很快，我们都有种被法官在旁边吆喝着往前赶的感觉。也能理解，毕竟庭审时间太短了，法官必须把控进度。
到了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几乎没有实质内容，只是强调指控和一审判决的正确。这样，我作为第一被告人的第一辩护人发言，就直接陈述自己的观点。虽然在前面的程序中，能感知法官的节奏很快，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辩论也应做相应调整，尤其在已经交了书面辩护意见的情况下。
第一部分的发言内容，是庭前临时补充的。因为对于受贿罪的认定，事实争议很大。我就把控辩双方的证据做了整体分析，指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主要是建立在举报人（行贿人）的言词证据上。但是，一审法庭查明的没有争议的基本事实，与举报人的口供明显矛盾，证明举报人的证言不可信，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审事实明显证据不确凿。
我能感觉到法官在认真地倾听。讲完这部分内容后，我基本在重复书面辩护词上的观点，只是转化成口语在表达。这时，法官打断我说：“辩护人，简短一点，只要讲观点。”我一边应承着，一边快速调整，归纳书面辩护词中的观点。
还没说上几句，又听到法官不耐烦的声音：“辩护人，我再次提醒你，只要说你的观点。”我心想：“我说的就是观点呀。”这时，作为老律师，也有点懵了，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在慌乱中我快速地思考，前面说的内容也就是书面辩护意见里没有的内容，并没有被打断。那么他所说的“观点”，其实是书面辩护词之外的新内容。这其实是我交上去辩护词之后，开庭前就应当意识到的问题。
想到这，我放下手中的辩护词稿子，面对法官说：“这样吧，鉴于庭审前我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完整的书面辩护意见，那我就不再重复辩护词中的内容，补充发表如下新观点。”
同时，我的大脑在快速构思后面的辩护观点：“受贿罪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本案是第二被告人与举报人合伙做生意，还是举报人向第一被告人行贿？一审判决主要是从涉案公司注资、给第二被告人发工资、第二被告人的工作内容、三次分钱的性质等几个关键问题，认定犯罪的。我就从以上这几个方面，证明本案的性质是第二被告人与行贿人合伙供货给某某集团，涉案钱款属于分红……。”
在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罪中，通过开庭前更深入地思考，我发现一审错误定性的症结，是将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性质的行为混为一谈。这样，我就从单位决策、行为后果、后果产生的原因着手，得出前后行为性质不同的结论。同时指出，造成银行损失的行为，是单位相关人员个人的失职，超出了单位意志，不应当由作为单位负责人的上诉人承担责任。
虽然是边说边构思，说得有些磕绊，但是法官并没有再打断我的发言。其实，辩护的价值，就是为法官裁判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很多时候，我们在法庭上长篇大论，是因为没有吃透案件，没有明确的辩点，只在细枝末节上论对错。或者陷在自己的观点中，一再重复。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法官，都是客观、理性、耐心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把每一次庭审都当做一次大考准备，庭前多下功夫，庭上交出一份让法官值得认真倾听的考卷。
当我把针对三个罪名的辩护意见说完，忍不住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但是，放松下来后，我发现发言局限在具体的罪名中，并没有跳出具体罪名，指出三个罪名认定中的共性问题——把违纪“拔高”为犯罪。律师如何做到既接受法官的指导，又不被他所牵制，方寸不乱、从容笃定，需要在庭审中不断修炼。
轮到第二被告人的第一辩护人发言时，可能他还是没有明白法官到底想听什么，或者是要说的确实都是书面辩护词的内容，法官在连续打断两次后，就直接终止了他的发言。
第二辩护人很明显是领会了法官的意图，开门见山就说：“我只需要十分钟时间，归纳一下我的辩护观点。我主要讲两点，第一，案发时，原材料很明显是卖方市场，根本就没有必要利用第一上诉人的职务便利……。”能看出来，他是对原有辩护观点的总结和升华。
更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发言时，尤其在前面发言的律师都没有按照法官的预期进行时，法官的耐心已经很有限了。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法官发言的时间和内容，且是符合他的预期的，可以说是给法官吃了颗定心丸。果不其然，他的发言进行得很顺利。
公诉人并没有对辩方意见作出直接、有力的回应，辩论几乎没有正面交锋就结束了。
上诉人最后陈述时，第二上诉人感到很委屈，零零落落地说了很多，我看到法官很耐心地倾听和引导，能看出来他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尽量让上诉人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最后，法槌落下。
庭审结束后，法官脱下法官袍，微笑着走下来，对第二被告人的第一辩护人说：“对不起，不是我不让你说话。庭审时间不够，你要说重点啦。你看，第二辩护人就说得很好啦！”
他的一番话，让法庭气氛明显舒缓了很多。毕竟都是法律人，更能相互理解，大家相视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芥蒂。
我还意犹未尽，趁着他在面前的机会说：“审判长，这个案件第一被告人没有拿一分钱，也没有造成企业任何损失，一审被判14年，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啊！”
他转过头对我说：“你说得很好啊，但是你不能在庭下对我说，你应当在法庭上说呀！”“是，我是乱中出漏洞，我补充到书面辩护词里吧!”
律师，某种程度上就是靠说话谋生的职业，这让我们有很强烈的表达欲，很多时候这种欲望的出发点是“我想说”。
但是，辩护不是演讲，要展现的不是发言人的观点和风采，而是说服法官，采纳我们的意见，才能实现辩护的最终目的——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所以，辩护的出发点应该是“法官想听的”。
法官到底想听什么？找到案件定性量刑的争议焦点。无论再复杂的案件，找到了争议焦点就是找到破解案件的症结点，这样的辩护意见对法官来说才是值得听的。
同时，“法官是法庭的王”，我们要遵从法官的意见，按照他（她） 要求的方式发表意见，尽量避免冲突。因为没有人在对立的情绪中，能听得进对方的意见。也没有人，在对立的情绪中，能碰撞出思考的“火花”。唯有尊重和理性，才有有效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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