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中的认同效应

01

看守所会见室里，隔着高高的隔栏，我们两个辩护人和被告人相望而坐。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香烟味，Z律师一直不停地抽着烟，在烟雾缥缈中，我能明显感受到他的烦躁，双眉紧皱，表情严肃。他是被告人妻子委托的当地律师，我是被告人儿子委托的律师。

明天就要开庭了，因为疫情原因，我和Z律师还是第一次见面，但是电话沟通过多次。尤其是这两天一直在沟通最终辩护观点，但是双方的分歧很大。

这是我执业十多年来，第一次与同行的分歧不能消解。他是军人出身，我则属于比较典型的“学院派”，有时候觉得是两套话语体系，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就约在一起和被告人见面。

被告人W先生已近七十，之前一直在政府机关和大型国企做领导，他总戴着一顶黑色的毛线帽，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让人感到父辈的慈祥。说话慢条斯理，遇事情绪稳定，我想这不仅是因为他生性儒雅，也可能是多年在领导岗位的修养。

02

被告人被指控受贿罪和内幕交易罪。受贿罪中涉及到一笔数额最大的指控，是认定被告人收受某公司的干股，公诉机关仅根据行贿人和受贿人口供，就认定该股权权益价值4000万元。

我的观点是权益不是贿赂，且退一步，所谓权益价值也不能依据当事人口供。本案应该认定收受干股，干股价值根据司法解释，按股权对应的资本金数额认定。

Z律师的观点是，双方都供认是送权益，就不能说是送干股，权益的价值，按干股登记在其妻儿所控制的公司名下的时间计算。

关于内幕交易罪的指控，Z律师认为被告人不明知涉案信息是内幕信息，且被告人在获悉信息之前就关注这只股票，买入该只股票有他多年炒股的经验，所以指控罪名不成立。

我则认为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是指控内幕交易的数额，不论从证据的形式，还是计算方式上，都存在问题，主张罪轻辩护。

03

落座后，Z律师直奔主题，我则说话较少。一方面考虑到各自的观点，在之前的单独会见中都和W先生交流过，没必要过多重复。另一方面也怕我说话太多，两人可能在W先生面前争论。

但是，我还是坚持对于4000万元受贿的指控，不能滑到认可权益作为贿赂的控方逻辑。因为这笔指控的数额太大了，进到权益的陷阱里，价值就会顺着控方逻辑滑坡，一发不可收拾，这是该案辩护的重点，也是底线。

至于内幕交易罪，我则主张我可以补充对于获利数额的异议，这样可以防范，万一Z律师无罪观点不被采纳后，还有一个比较充分的罪轻理由。

W先生听后，微笑着对我点点头，转过头对Z律师说：“要不就这样吧，你们两位律师各负责一个罪名，受贿罪以邹律师为主，内幕交易罪以你为主，可以相互补充。”

W先生话音刚落，我就听到Z律师生气地大声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和邹律师的观点存在冲突，如果邹律师对内幕交易罪进行补充，我就退出辩护。”

听到这番话，我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转过身，正对着他，严正地说：“Z律师，我们都是律师，不是小孩子玩游戏吵架，说不玩了，就不玩了。我们应当以当事人的利益为重，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决定。”说完后，大家一阵长久的沉默。

我看到W先生有些无奈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他缓缓地有些沉重地对我们说：“那就这样吧，邹律师和Z律师各负责一个罪名，我的事就拜托你们两位了。”

这时，会见时间到了，看守过来带W先生回监室。看到他拖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往回走的孤单背影，我突然觉得很内疚。他只有一个儿子在国外，妻子年岁也大了，一个人面对重罪的指控。开庭的前一天，妻儿请的两个律师却让他陷入艰难的选择中。

04

走出看守所的路上，助手有些生气地说：“Z律师脾气太大了，太不好合作了。”我说：“可能原因还不在这，有些当地律师对北京律师是有排斥的，毕竟我们收费高，来的少，法庭上还站C位。”她听后，点点头，又说：“如果明天我们不提内幕交易的数额问题，这个罪名就有很大的重判风险。”

我叹口气，无奈地说：“现在两个辩护人意见不一致，我们也只能抓住受贿罪这个最严重的问题了。”她接着问：“被告人是不是觉得Z律师对内幕交易罪做无罪辩护，我们做罪轻辩护，所以就听他的。”我说：“应该是的。对于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当事人来说，他的选择也正常，我们尊重就好。”

她没有说话，我能看出她还是觉得放弃一个观点很可惜，其实这是好律师的特性，争取每一个辩护的可能性。看她执着的样子，就像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我笑着对她说：“作为律师，我们努力争取每一个辩点，是应该的。但是在一个现实的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和辩护人，以及辩护人之间有分歧，除非是涉及到违反执业规范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以维护当事人利益为大局。

但是，当事人的利益，不是我们认为的最佳选择，而是当事人认为的，也就是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否则，如果意见不统一导致的内耗，可能置当事人于最坏的境地。聊还是胜于无。”

我看到她点点头，我有些感慨地说：“我刚做律师时，也会和当事人争论，让他（她）接受我认为对的观点。做了多年律师后才想明白，每个案件的结果是很多因素作用的，其中就包括当事人的选择，比如，他选择了什么样的律师，他选择什么样的辩护策略，是死磕到底？还是妥协认罪？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背后藏着当事人的认知和性格。而这些都不是律师能改变的。

辩护人能做的，是以自己的专业能力为他们提供建议，不能做的，是以自己的认知为当事人做决定，或者对抗当事人的决定。我们应当守住的边界是，我们的辩护权来自当事人的委托，当事人做决定之前，我们应当给出中肯专业的建议，做出决定之后，我们就应当在理解的基础上成全。不过我相信，当我们发自内心地为当事人着想，即使一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过程中也还可能改变。如果完全对立，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05

第二天开庭，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我和Z律师充分表达了各自负责罪名的辩护观点。

在法庭上，Z律师说话的风格，一如和我说话一样，直接、强势，不仅数次对公诉人提出“反对”，激动时还会用手指叩响桌面。看到这些，我也在反思，其实他一直就是这种说话风格，但是我很难把他的说话方式和观点完全分开。这就导致不认同他的观点时，很难和他理性、冷静地沟通，最终把难题推到了当事人面前。如果我能够把人和事分开，是不是事情不至于此？

庭审结束后，我们一起走出法庭，他真诚地对我说：“你今天关于受贿罪的辩护很透彻，法庭应当会重视的。”我和他相视一笑，说：“今天我们都努力了。”

回京后几天，他和我联系说，当事人要我早点过去会见。我们又在微信上聊了一些，发现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也许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认同效应。当然，只有真正地以当事人的利益为中心，以专业和敬业，才会得到同行和当事人的认同。而辩护的基础，就是信任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