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平台合规观察

朱一博，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律师

进入注意力经济时代，直播凭借即时性、互动性等特性获大众青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直播用户规模已达到5.60亿。

疫情愁云下，直播经济更是炙手可热，一方面，头部企业不断挖掘直播技术的适用场景，“直播+”模式成为各大平台标配，覆盖娱乐、游戏、购物、公益、教育等多领域。与之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内容、社交、电商平台借力，或自建平台抢占直播赛道。“人人皆主播、万物皆可播”的盛景之下，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浮出水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合规已成为关系平台存续的生死线。

一、内容生态治理：杜绝“违法信息”与“不良信息

当前，直播平台内容生态是监管部门的主要监管对象，内容成为丈量直播平台承担法律责任、践行社会责任的标尺。

6月初，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广电总局等八部门启动了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对传播涉淫秽色情、严重低俗庸俗内容的违法违规网络直播平台分别采取约谈、下架、关停服务等处罚。近期，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对国内31家主要网络直播平台的内容生态进行全面巡查，查明“虎牙直播”、“斗鱼直播”、“映客直播”、“花椒直播”、“西瓜视频”等网络直播平台存在传播低俗庸俗内容等问题，未能履行企业主体责任，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关于直播平台的内容禁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均有提及，今年3月1日实施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违法信息”与“不良信息”，明确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不得传播违法信息，应当防范和抵制不良信息，一旦发现存在上述信息，应当依法立即依采取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违法信息如直播淫秽色情表演，屡禁不止。6月11日，有网友微博爆料6月10日，疑似滴滴车司机在星恋直播平台直播性侵“女乘客”，6月12日，“滴滴司机性侵直播”事件得到反转，全国“扫黄打非”办通报涉事主播实为夫妻关系，二人自导自演，以淫秽直播提升关注度，吸引网民打赏。目前，该二人被公安抓获，涉案平台停业整顿，滴滴则对二人及直播平台提起民事侵权诉讼。倘若在案证据证实平台明知存在淫秽直播而放任，除行政责任外，直播平台负责人还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

监管部门对不良信息的查处集中于“性暗示”、“三俗内容”以及“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并以未成年人保护为落脚点。例如，部分直播平台在疫情期间推出免费网课，“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机向学生推广网游，吃相难看，当属“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

部分平台任由主播通过色情低俗表演或通过网游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打赏，根据最高法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未经其监护人同意，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直播平台应当意识到有的钱是不能赚的。

此外，直播平台应当对危险动作视频保持警惕。危险动作视频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或被认定为“违反社会公德行为”，直播平台审查发现后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否则将面临行政+民事双重问责。

广受关注的“吴某攀爬高楼坠亡案”于去年年底尘埃落定，不同直播平台对待危险动作视频的不同处理直接决定了“同案不同判”。事发前，吴某曾在花椒直播、快手等平台发布了大量徒手攀爬高楼等高度危险性视频。事发后，吴某母亲以网络侵权责任为由，将直播平台所属公司分别告上法庭。

法院经审理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平台的管理者、经营者和组织者，应当对网络行为可能产生的危险进行防范，对网络用户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动的审查义务。其中，快手所属公司对吴某上传至快手平台的相关危险动作视频进行了相关的审核，并采取了必要的屏蔽措施，尽到了其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对其死亡承担侵权责任；然而，花椒直播所属公司曾借助吴某的知名度为平台进行宣传并支付酬劳，在明知其上传危险视频的情况下未对相关视频进行处理，存在过错，判定承担侵权责任。

    直播平台的红海厮杀愈演愈烈，生态文明莫“掉链”，内容优质是关键，唯有优质的平台才能沉淀优质的用户。

二、直播带货：关注“新身份”与“老问题”

从李佳琦、薇娅等主播出圈，到明星、企业家、县长纷纷加入带货阵营，“直播带货”成为当下刺激消费、解决就业、战疫助农的有力抓手，被诸多企业视为库存快速变现、盘活资金链的“救命稻草”。

除传统电商平台外，内容平台、社交平台也早有布局，向电商直播进军。近日，知乎加入直播带货大战，微信推出“微信小商店”。目前，直播带货平台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模式：电商平台开通直播功能，内容、社交平台向电商平台引流或自建电商，以及企业自建平台直播带货。

“直播”与“电商”的融合，在延伸彼此产业链的同时，法律风险也随之聚合，如直播常见的侵犯著作权、名誉权，电商平台常见的产品质量问题、虚假宣传，共性问题如不正当竞争、违法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数据造假等。“直播带货”涉及商家、主播、MCN、平台等多方主体，准入资格不设限更是加剧了风险。网红主播直播时称其推荐的产品获得过“诺贝尔化妆学奖”、海王星辰药房直播销售处方药被查处、罗永浩带货屡翻车，不过是掀开了直播带货乱象的冰山一角。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直播带货消费调查报告》，直播带货主要存在如下问题：直播带货商家未公示证照信息、诱导用户线下交易、产品质量货不对板、部分主播违法宣传产品功效或使用极限词。那么，在这些问题中，直播平台何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图片源于《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

首先，鉴于“直播带货”模式多元化、参与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不能一概而论。例如，电商平台上开展直播，与内容、社交平台直播带货并向电商平台引流，尽管直播平台在提供直播技术上并无二致，但对网络交易的参与程度、控制力有显著差异，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行为规范》（7月1日施行）分别针对电商平台、内容平台与社交平台明确了各自的法律责任：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商家资质规范，督促商家亮证经营；内容平台、社交平台应防范、禁止主播诱导用户线下交易。

其次，无论是电商平台上开展直播，还是内容、社交直播平台向电商转型，平台都获取了新的身份，需同时履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直播技术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规范调整。

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其明知或应知而未尽责的产品质量问题担责。《电子商务法》第38条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明知或者应知商家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与该商家承担连带责任。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若对商家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外，如果直播平台参与商家直播带货，或采用“热搜、弹窗”等方式对部分直播带货进行“推荐”，直播平台还具有“广告发布者”的身份，需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若平台违法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受到损害，而平台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消费者有权主张平台先行赔偿。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对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若平台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为其发布，同样需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直播平台未参与广告经营，则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其明知或者应知利用其信息服务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予以制止，否则也将接受行政处罚。

“直播+电商”作为不断发展的新业态，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如政府官员带货的法律地位、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划分等，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也在不断完善，如浙江省网商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子商务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平台应当监控可能危及交易安全的商家或者主播行为，并对恶意商家、主播追责，保障消费者合理的退换货和退款等诉求。

     可以预见，直播带货的监管时代即将到来，物美价廉是核心竞争力，诚信则是让平台走得更远的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