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昶热评丨从“牟林翰包丽案”看情侣间的虐待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

 

作者丨林钰

 

图片源于新浪看点

“牟林翰包丽案”,原定于昨日开庭审理,被告人牟林翰被海淀检察院指控虐待罪。

 

此外,包丽母亲不止一次对媒体表示,希望以故意杀人罪追究牟林翰的刑事责任。

 

以媒体披露出来的事实,我们来看看该案背后可能涉嫌的两个罪名:虐待罪和故意杀人罪。

 

01

媒体披露案情

 

从网络上可以查证的资料来看,牟林翰和包丽是男女朋友关系。

 

在牟林翰和包丽交往的过程中,牟林翰不断用言语贬低包丽的行为和人格,并指责因包丽的不自重造成了他的痛苦,在此过程中包丽将牟林翰的微信备注改为“主人”,在聊天中时常把自己贬低为“狗”,且按牟林翰要求拍摄了裸照、性爱视频。

 

在包丽最后一次自杀之前,2019年6月11日,牟林翰在与包丽分手的聊天中说:“……你之前不是还答应我你离开我就去死么?你去么?嗯?是你答应我的吧?嗯?”,包丽回答“我答应你”。当天包丽在宿舍割腕。

 

此后,牟林翰还曾要求包丽为他怀孕,并人工流产,因包丽拒绝,牟林翰在聊天中说:“那你去做绝育手术,然后把病历单留给我,这样呢?”包丽回答“可以”。

 

2019年10月9日,包丽向牟林翰发送3条微信,称自己是垃圾,“妈妈今天给你谢罪了”,后服药自杀,约一小时后,牟林翰定位到包丽的位置,将其送医,但经一个月的抢救,包丽最终不幸去世。

 

02

虐待罪:什么是家庭成员

 

海淀检察院就包丽自杀一事,指控牟林翰涉嫌虐待罪。

 

虐待罪的罪状只有短短十一个字,“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三个构成要件:虐待行为、家庭成员的身份、情节恶劣。

 

首先,殴打、冻饿、侮辱、谩骂等,对肉体和精神进行摧残和折磨都属于虐待行为。

 

其次,长期或多次、手段残忍、造成轻微伤、导致患病等都算情节恶劣。

 

本案牟林翰的行为,一符合虐待,二符合情节恶劣,定罪的关键在如何理解“家庭成员”。

 

虐待罪是典型的家庭暴力犯罪,两院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称:“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的家庭暴力犯罪。”

 

也就是说,家庭成员可以总结为三类:

 

其一,以血缘关系形成的父母子女、非婚生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及其他近亲属;

 

其二,以法律行为形成的夫妻、继父母子女、收养关系;

 

其三,以事实行为形成的共同生活的关系,比如同居。

 

虐待罪的犯罪主体之所以限制在家庭成员之间,是因为较之陌生人,法律及社会公序良俗要求家庭成员对彼此负有更高的义务,比如抚养、赡养和保护义务,就像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规定的:“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

 

同时家庭成员关系是稳定的,婚姻关系必须经法律程序解除,父母子女关系法律也不允许断绝。

 

在更稳定的关系、更高的权利义务要求面前,虐待入罪,才能兼顾保护法益和刑法谦抑性。

 

家庭成员是稳定的,但是,情侣关系是自由的。

 

牟林翰和包丽的情侣关系,以媒体披露出来的事实来看,并不满足“家庭成员”的条件。

 

我们常说“刑法是规制公民行为的最低的准则”,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虐待罪可以扩张到情侣关系上,就意味着刑法把情侣间的权利义务拔高到了配偶的水平,这不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而是更高的苛求。

 

03

故意杀人罪:怎么杀人

 

认定故意杀人罪,关键在如何理解杀人行为。

 

杀人的行为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二是不作为。

 

1、作为

 

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包丽系自杀。

 

如果要构成作为的故意杀人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将精神控制作为杀人的手段。

 

比如影视剧里会出现的催眠他人,让其自杀,即使不讨论可行性,这种方式也需要行为人在实施一系列精神控制直至下达自杀指令时,都具有故意杀人的意图。

 

简单来说,精神控制就是为了杀人做准备的。

 

从媒体披露的事实来看,牟林翰对包丽一系列精神控制,并未表现出故意杀人的主观意图;从牟林翰猜测包丽可能自杀之后定位并送医的行为来看,他对包丽的死亡结果也并非抱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

 

因此,不能认为牟林翰的精神控制是故意杀人的手段。

 

其二,教唆自杀,构成故意杀人的间接正犯。

 

因为自杀、自残并不具有刑事上的可罚性,所以教唆自杀的可罚性在理论上都存在争议,更遑论实践。

 

相对比较通说,也是被司法解释认可的观点,是教唆者利用被教唆对象对生死没有认知、对自杀行为可能导致死亡没有认知、或者不具有心理自由这些极特殊的情况时,才可能成立故意杀人罪。

 

比如两高在办理邪教案件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邪教组织中煽动成员或他人自杀的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尽管牟林翰对包丽实施了精神控制,但第一,聊天记录并未反应出包丽已达到类似邪教成员,丧失心理自由的极端情况;第二,牟林翰并未在包丽最后一次自杀之前,明示或者暗示包丽自杀。

 

因此,牟林翰的行为很难认定为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2、不作为

 

不作为的故意杀人,要求行为人先有作为的义务。

 

比如,宋福祥杀妻案,宋福祥在意识到妻子要自缢后,无动于衷,放任不管,听到凳子响声,才上前,但仍不采取有效措施,导致妻子死亡,最终被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司法实践通常认为,夫妻之间具有相互救助的义务,因此丈夫在明知妻子自杀时,不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本案中,牟林翰或许因情侣关系,以及包丽自杀前仅对其暗示了要去自杀的行为,负有作为的义务。

 

但据媒体信息,牟林翰在猜测出包丽的自杀意图后采取了积极的行为,比如定位位置、送医抢救。

 

因此,要认定牟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也有待商榷。

 

但我们无法知悉本案指控的全部事实,本文仅能就媒体披露的信息,就控方的指控和包丽母亲认为的罪名作出法律分析。

 

但是牟林翰一系列精神虐待及可能的暴力虐待行为已经为法不容,构成民事侵权,包丽的母亲仍可依据民法典追究其侵权责任,申请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赔偿责任。

 

法律之外,无论是情侣关系还是家庭关系,人是自由的,相信自己的感受,及时脱离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关系,自杀惩罚不了伤害自己的人,只能给关心、爱自己的人带来更深的伤害。

 

本将于昨日开庭的“牟林翰包丽案”延期到了7月,我们都期待法院能给本案画上一个公平公正的句号,给包丽和她的母亲一个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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