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庭上的“诚实”

 

邹佳铭/北京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诚实,无疑是人们公认的一种美德。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但是,唯独在一个领域,人们可能认为这种观点成立的,那就是法庭。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称:“世传江西人好,有一书名《邓思贤》者,皆讼牒法也(打官司的方法)。其始则教以侮文(叫人舞文弄墨诉状),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通过欺诈和诬陷取胜);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找对方的罪名进行威胁)”。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曾说过律师是“一帮学会了证明艺术的家伙,他们根据从哪一方收费而使用不同的语言,或者把白说成黑。”简言之,律师是一为了挣钱而肆意歪曲真相的人这样形象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大众,包括一些律师法庭辩论的看法。

法庭辩论是说服法官的过程,法律之所以规定直接原则,也就是庭审,是让法官直接观察被告人的言谈、神态、举止,从而在感性上做出其是否诚实的判断。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以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判断其供述的真实性,并由此建立被告人是否诚实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法官是否采纳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卡尔·马克思说:“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但是,法袍之下,法官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他(她)首先是一个感性的人,而不是机器。庭审也不是输入证据,根据法律规则,输出判决的机械过程。一纸判决背后,不仅有法律规制和思维所形成的专业素养,还有法官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常识、常理、常情,职业理性和生活感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法官独有的裁判权,将抽象法律规制适用于具体个案

一个现实是,相比以国家名义出庭的公诉人,法官天性会对作为个人的当事人和辩护律师有更多的怀疑,这种怀疑是通过庭审的点点滴滴逐步消释,这也是法官逐渐建立对当事人和辩护律师信任的过程。只有存在这种基本信任,法庭辩论才有意义。否则,不论言词如何凿凿、情绪如何激昂,一切都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

这种信任的建立,无法回避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案件中的不利事实,这是法官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信的最重要参考。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对于不利事实本能是不承认,或者回避。问题在于,当指向这些不利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时,法庭不会因为否认或回避而认定。

但是,这种态度会使法官做出当事人或律师不诚实的判断。有句法说:“一碗里只能有一条臭虫。”法官在发现你在一件事上不诚实之后,再费心考察你在其他事实中是否诚实而是可能带上有色眼镜看待你所有的辩解这其实是人的通病。如果这样,法庭辩论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其实,在很多案件中,那些不利的事实并不是重要的。它也许只是当事人道德上的瑕疵,也许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其他无关犯罪的事实。但是,人在法庭上容易陷入一种只争输赢的偏执中,公诉人说,我都要说是”的。这种现象背后是人的控制本能作祟。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法官才是法庭的主宰,一切妄图控制法庭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还将把我们引入与定罪量刑无关的歧途中。

尊重法官为前提当事人和辩护律师能做的是基于证据和法律的说理,这就是法庭上的“诚实也是法官最大的尊重,由此才有法官对当事人和律师辩护意见的尊重。莎士比亚说:“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辩论,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说的这些,能否被法官认真地倾听,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这才是辩论的最终目的。

如果不利的事实是对定罪量刑十分关键的事实,好的辩护律师应当向当事人建议退而求其次策略,如果指控的是重罪,是否可能退到轻罪;如果定性没有空间,是不是存在量刑从轻的情节。

中国古话说得好,“欲盈则亏”,凡事太过绝对,可能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一个案件的结果不是由当事人或辩护律师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它的证据决定的。如果抛开证据和法律论证自己的观点,那就只是争论,而不是法庭辩论。

专业的辩护律师,是在评估证据和法律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为当事人作出客观、理性、可行的建议,而不是将当事人的主观意,或者自己的“激情”凌驾在事实和法律之上的强词夺理,或者避重就轻。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当然,法庭上的“诚实”,并不是单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中的“坦白”,法律对如实说出自己所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进行宽待,从严处罚抗拒者,无疑是正确的,却与人性是相悖的。任何常人,当他(她)面对可能身陷囹圄或剥夺生命的指控,本能都是抗拒或逃离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司法实践不存在坦白,而是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所以坦白,不是因为他(她)本性使然,而是面对充分的证据或当时的处境,权衡坦白和抗拒的利弊之后,做出的不得已选择,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诚实”,与发自内心,受道德感召的诚实不同,我们可以称其为消极的“诚实”。

辩护制度是基于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就决定了律师执业的底线,是不能违背当事人的信任和利益。在法庭的正义和当事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辩护律师既不能揭发当事人基于信任告知他(她)的事实,也不能对法庭说谎,坚定地说当事人没有实施指控的犯罪。

其实,在大部分案件中,除了当事人之外,谁都不知道指控的犯罪是不是他(她)干的,不论基于职业伦理还是客观现实,辩护律师都不要在案件事实方面下结论,除非他(她)掌握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或者有指向该案为他(她)人所为等确切证据。

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要求公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没有义务证明其无罪。辩护律师要做的,只是从法律技术层面说明,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出具的证据是否合法?这些证据能否充分地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从这个意义而言,律师在法庭上的“诚实”,也是一种职业伦理意义上的消极“诚实”,即:不去探究被告人在事实上做了什么,而是针对个案的证据,在法律技术的层面探讨事实是否成立,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从而做出客观、理性的辩护。

    美国律师R·麦克米伦说:“律师的艺术确实是一个为邪恶所困扰的艺术,但是,在任何其他领域中,对诚实与真正之品格的承认和褒奖都不会超过这一领域。法庭上的“诚实”只不过是现代商业和法治文明的缩影,尤其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诚实和诚信始终是最好的通行证。孙杨案、中兴案、世界银行的黑名单……,以沉痛的教训阐释了中国的古训:“巧诈不如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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