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某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国有公司人员失职案辩护词

 

【案情简介】

某市检察院指控王某某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及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指控事实如下:

一、贪污罪

1、2012年10月至2015年11月,被告人王某某利用担任C公司总会计师的职务便利,在C公司与某信托公司30亿元融资业务中,与赵某某共谋,商定采用虚设咨询服务机构收取服务费的手段骗取公款。2012年11月26日,王某某委托朋友帮其注册A公司。在向B市政府请示中,王某某虚构A公司为该笔融资提供咨询服务的事实,骗取B市政府同意向A公司支付服务费,在第一期10亿元融资业务中,使用C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虚假的《咨询服务合同》,骗取公款7500万元。期间,翟某2受王某某所托,联系翟某1管理A公司。在第二期20亿元融资业务中,王某某要求翟某1出具虚假合同,以实现占有公款的目的,翟某1、翟某2明知王某某既是C公司该笔融资业务的负责人,又是A公司实际所有人,且A公司未向C公司提供任何服务,翟某1起草了C公司与A公司虚假的《金融信息及财务顾问服务合作协议》,王某某使用该合同骗取公款2.5亿余元。

2、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王某某在C公司下属M公司与P公司20亿元融资业务中,向B市政府请示支付N公司咨询服务费时,隐瞒该笔费用未经C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的真相,骗取B市政府同意向N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后,又依据B市政府批复,补签董事会决议,伙同N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使用无效的《咨询服务合同》非法占有公款2.6亿元。

3、2013年11月至2015年1月,王某某利用担任Q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向B市管委会请示Q公司与某银行两笔共6.8亿元融资业务中,虚构R公司为上述融资业务提供服务的事实,骗取管委会同意向R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后,伙同R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某某,使用Q公司与R公司签订的虚假《投融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骗取公款2720万元。

4、2013年1月至2014年4月,王某某在C公司与某资产管理公司15亿元融资业务中,向B市政府请示时隐瞒实际控制A公司的真相,骗取B市政府同意向A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后,伙同被告人翟某1使用虚假的《咨询服务合同》骗取公款1200万元。

二、受贿罪

1、2013年至2014年,王某某利用履行Q公司总经理职责的职务便利,为L公司融资提供帮助。2013年11月,王某某伙同翟某1以收取咨询服务费的名义向L公司索要9000万元。案发前,L公司向王某某、翟某1控制的I公司转账4500万元。

2、2011年9月至10月,王某某利用担任E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王某4贷款提供帮助。2012年4月1日,王某某收受王某4转账的50万元。

三、挪用公款罪

2013年1月至2月,王某某利用担任E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以单位名义在H公司借款500万元归个人使用。2014年底,王某某在得知该笔借款已被H公司冲减与某担保公司(E公司变更而来)往来账目的情况下,至2015年底案发时仍未归还。

四、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

2012年7月至2013年11月,C公司下属M公司与S公司开展13亿元融资业务。作为融资条件,M公司购买了W公司及X公司对T公司债权合计4850万元,王某某在负责追偿该笔债权过程中,故意不履行职责,致使上述债权现已无法追偿,给M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850万元。

 

【辩护思路】

本案是一个涉及多个罪名,多起事实的复杂、疑难案件,辩护中抓住重点是十分重要的。本案辩护重点放在融资引发的贪污罪和受贿罪,主要是因为这些指控涉及的金额都特别巨大,任何一起成立都足以判处被告人重刑。在这两个罪名中,重点落在了两个问题:第一,被告人王某某是不是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如果不能证明王某某实际控制A公司,则涉案的款项与王某某没有关系,所以本案从A公司的设立、管理、资金去向,以及王某某与A公司之间的牵连等各个方面着手,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第二,相关的咨询公司是否为本案提供了真实服务,如果服务客观存在,则涉案资金就是服务价款,没有成立贪污的前提条件。所以,辩护中抓住重点是十分重要的。控方举证中涉及的事实一定要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进行筛选,无关的部分一定要舍弃。如果什么问题都想说,可能什么都说不清。法官对辩护信息的接受量是有限的,把有限的子弹打在靶子上,是辩护应当遵守的原则。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接受被告人王某某家属的委托后,我们认真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并积极调取了相关证据。同时,基于被告人多次向辩护人反映本案存在严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我们在庭前也向法庭递交了要求调取全部讯问录音录像的申请,在庭前会议中,我们也再次重申了该申请。直到开庭,公诉机关都没有提交任何被告人所提到的特定时间段的讯问录音录像,我们认为这不可避免地影响本案事实的查清,尤其在本案的很多关键事实都是建立在有利害关系的同案被告供述基础之上的情况下,我们在此恳请合议庭特别关注本案言词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的问题。

一、关于本案证据合法性问题

辩方庭前向法庭提交了本案非法取证的线索,表明本案存在使用长时间不让睡觉、挨冻、打骂、长时间站立、不让小便等肉刑和变相肉刑,将其女儿控制在其监视居住地,以释放妻子和女儿为引诱等非法方法取证。庭审阶段,公诉机关为证明其取证的合法性,向法庭提供了如下三类证据:

(一)控方证据不能排除本案非法取证嫌疑

1.两份入所体检报告

该两份入所体检报告只是证明王某某进入两个看守所时是否适合关押,并不能证明每次讯问后的身体状况,因此没有关联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本案案卷中没有每一次讯问的提讯证和体检表,不能排除王某某在讯问期间被刑讯逼供的嫌疑。

2.负责监视居住的相关民警的证言

这些作证的民警只是负责安全等后勤工作的人员,并不是本案的办案人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每一次讯问时都在现场,所以证人并不了解每一次讯问的情况,没有作证的资格。该类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取证行为的合法性。

3.部分讯问录音录像

本案庭审之前,被告人和辩护人多次向法庭提出非法取证行为发生的特定时间段,并请求法庭调取这些特定时间段的讯问录音录像。但是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和播放的录音录像都不是被告人所述发生特定时间段的,不能排除本案非法取证的嫌疑。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调的证据材料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联系的,应当予以调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24条规定:“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重视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审查……对于法律规定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公诉人没有提供讯问录音录像,或者讯问录音录像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所以,公诉机关有义务提供全部尤其是涉嫌刑讯逼供的特定时间段的录音录像,公诉机关所举出的其他时间段的录音录像不能排除本案被告人所陈述在其他特定时间存在非法取证的嫌疑,对王某某的庭前供述应予排除。

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出示了相关录音录像不能出具的情况说明。根据刑诉法明确规定,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庭前供述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在被告人提出相关线索证明本案存在非法取证嫌疑的情况下,公诉机关不论何种原因不能出示相关的证据,尤其是不能出具涉嫌非法取证特定时间段的讯问录音录像,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本案非法取证的嫌疑不能排除。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所以,本案被告人王某某的庭前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关于重复性供述问题

本案存在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公诉机关没有提供完整的提讯证。第二,办案机关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本案存在有讯问却没有笔录和录音录像的事实。王某某于2015年12月20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2016年11月11日被移送起诉,在长达近一年的侦查期间,有多份供述没有附卷,不能排除王某某本人所提到的相关录音录像是他被采取非法手段逼迫认罪后,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供述的。也就是说,不能排除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的15份有录音录像的讯问笔录是王某某被非法供述的重复性供述。

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所以,本案有同步录音录像的笔录也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这些录音录像中,仍旧可以证明如下非法取证的事实:

第一,在2016年6月17日办案人员对王某某宣布逮捕的录音录像中,他明确对办案人员说:“我以前所有的供述都是办案人员采取刑讯逼供、引供、诱供、拿我家人相威胁,你们编好的笔录让我去背诵让我照着说的。”该录像的内容充分证明本案庭前供述的非法性和不真实性。

第二,2016年2月26日的讯问录音录像表明,笔录中所记录王某某与赵某某研究套取融资服务费、王某某所说融资咨询服务合同的内容是假的、以及王某某和翟某1、翟某2两兄妹说:“不会出什么事的,你们俩就放心干吧”等关键事实的笔录都与王某某真实的供述不符。根据《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24条规定:“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讯问录音录像存在实质性差异的,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所以,以上笔录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公诉机关没有提供全部,尤其是涉嫌非法取证特定时间段的同步讯问录音录像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排除其他笔录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该案庭前讯问笔录都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除被告人供述外,翟某1和赵某某当庭供述关于是否与王某某有同谋和分工等案件关键事实与庭前供述矛盾,说明本案对其他被告人取证也存在非法的嫌疑。同时,郭某某2013年6月17日的证言没有签字,其他证人证言与书证明显冲突。据此,我们认为本案对证人取证也有非法的嫌疑。此外,王某某提出他邮箱中能证实本案事实的相关邮件有被删除的嫌疑,我们正式向法庭提出对王某某的邮箱做相关司法鉴定,以查清本案事实。

综上所述,本案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嫌疑不能排除,被告人王某某的供述多次反复,根据《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规定:“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所以,法庭依法不应将被告人庭前供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应该综合被告人当庭的供述以及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相关证据,依照法律规定对案件事实作出客观认定。

 

二、关于辩方证据可采信的问题

辩方向法庭提交的书证,大部分是被告人和相关证人邮件的截图或附件,公诉人对这些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庭前辩护人已把这些证据全部向公诉人开示,同时基于对相关书证的公证必须有邮箱所有人的委托授权,这些人或被羁押或正服刑,短时间难以取得他们的授权,所以我们正式向法庭提出核实的申请。在没有证据否定这些书证合法性和真实性,并且公诉人当庭也表示大部分邮件侦查机关也调取过的情况下,公诉人对这些证据合法性的质疑不能成立。

其次,对于邮件中A公司与B公司的相关协议,公诉人也承认这份协议的真实合法性,但是对我们所主张这些邮件是在甲银行说找到“暗保”,并据此要求将服务费转支付给B公司的证明目的提出质疑。我们得出这一证明目的,并不是仅仅基于这些邮件,还有王辅仁的庭前供述和当庭解释,请合议庭综合全案的证据作出客观认定。

再次,对于辩方出示的赵某某转发给王某某的乙银行和丙银行承诺函的邮件,我们主张的并不是该承诺函签订的效力,如果是这样,本案的暗保就落实了。我们主张的是甲银行通过该邮件告知王某某他们找到了暗保银行的事实,并进一步基于这些事实要求C公司将暗保费用(也就是本案的融资服务费)转支付给B公司的过程。辩护人所出示的邮件充分证实王某某所主张的该融资由A银行主导,为通过暗保规避其担保风险,其以咨询服务费预留暗保费用的事实,证明该笔咨询服务费与王某某无关。

最后,对于辩方所出示的由C公司、甲银行、A公司三方签章的2013年3月15日《关于提前放出二期资金相关工作安排的备忘录》,公诉人提出赵某某不能代表A银行签字,所以证据是虚假的,该理由不能成立。辩护人按照法律程序调取了该证据,该证据中有三方机构的签章,如果公诉机关怀疑该证据的真实性,可以对签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不能仅根据公诉人主观认为谁有权签字的认识,就否定该证据的效力。

在此,我们需要强调本案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公诉机关主要通过言词证据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但是这些言词证据要么是具有利害关系的同案犯供述,要么与辩护人所提供的书证相矛盾。书证是历史形成的客观证据,在言词证据和书证之间,一般后者比前者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除非有证据显示这些书证是伪造或被篡改的。

综上所述,本案辩方证据具备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法庭应该采信。尤其在本案言词证据非法取证的嫌疑不能排除的情况下,更应该注重辩方提交的书证和相关证言的内容,综合全案证据客观认定案件事实。

 

三、关于贪污罪

(一)C公司30亿融资

1.王某某不是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王某某帮忙设立了A公司和相关公司

万某某、杜某某、王某1的证言只是证明了王某某请求万某某帮忙设立A公司的过程,而且王某某也明确是帮朋友设立的,并不能证明该公司为王某某所控制。

崔某某所述她和王某某见面,王某某告知她该公司是他实际控制的证言是孤证。王某某与她没有任何交情,如果王某某想控制公司实施犯罪,从常理上分析,不可能告知崔某某该公司是他实际控制的情况。而且2016年1月24日王某某在审讯录音录像中谈到崔某某见面的情况明确说:“当时没有聊实质性的东西,就是问问公司成立的情况。”所以崔某某关于A公司是王某某控制的证言不应采信。

李某某确实有从A公司帮忙转款的事实,但是该笔款项是年底D公司向A公司借款2700万元,用于归还其在E公司的贷款,以使E公司年底平账。王某某作为E公司的总经理,在年底人手紧张、转账资金巨大的情况下,让从事财务工作的妻子代劳,合情合理。更何况这笔资金的最终流向也与王某某没有关系,如果该笔款项是王某某的,那么他在D公司还款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所以,不能根据李某某帮助E公司转款的事实认定王某某实际控制了A公司。

2)翟某1经营、管理A公司

翟某1作为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士,有权利合法经营A公司,以下证据也证明了这一事实:

①公司员工全部由翟某1聘请或者由其律所员工兼职。

②公司营业证照和相关印鉴全部由翟某1掌控。

③A公司增资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全部由翟某1完成,并且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是他的同学和同学的父亲。

④翟某1和赵某的邮件往来证实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完全由翟某1决定。

3)翟某1实际控制了A公司的所有收入

根据翟某1的供述,她在A公司的开支有如下几类:

①翟某1自认的其个人开支大体有:

·2013年12月6日、12月12日提取的合计20万元被我个人自用了。

·2014年7月3日转给某公司20万,是翟某1在某酒店预存的个人酒店住宿费。

·2015年7月21日A公司向某旅行社转支123,691.00元是翟某1个人的旅游支出。

·2015年12月22日A公司转给某公司10万元是翟某1个人的飞机订票支出。

·2013年12月24日、2014年12月17日、2015年12月22日,A公司分别向某物业公司分别转支5,285.68元、5,285.68元、11,030.98元,合计21,602.34元,是翟某1个人住宅的物业支出。

·向某招标公司分别转支800.00元、20,000.00元、800.00元;2014年3月19日,给付投标保证金2万元,是翟某1做融资业务投标的费用。

·2014年9月4日翟某1自己决定偿还某公司345万元。

·2013年12月12日至2015年7月30日,F公司累计支出差旅费677,416.70元,其中一部分翟某1个人消费使用了。

·A公司管理费用中差旅费、交通费746,370.73元,大部分都是翟某1的差旅费,还有一些王某2、李某某的飞机票、住宿费。

·公司支付福利费59万余元,这里面有些是翟某1自己买金条、衣物的费用也都下到这里面了。

·业务招待费772,376.64元有些是翟某1自己买东西的开支。

·翟某1车加油、保险也都在公司报销的;还有我个人买了一些衣服,买了一台电视等都在公司报销。

·10万元还给了杨某某的出差费用。

·12.96万元是翟某1在北京海淀区陪孩子读书房租费。

·15.5万元借给朋友马某了;有120万元借给姜某;10万元借给陈某某。

·十多个假冒的领工资的名字全部是翟某1找的身份证冒领的。祁某知道的大概有160、170万元。

·F公司与某律所和某投资公司有真实业务往来。后面融资项目获利270万元,说明翟某1有融资方面的资源和能力。

这些开支从翟某1用车的保险和油费、差旅费、飞机票、旅游开支、买金条到衣物,还有房租和物业费,以及自己做项目的前期费用到给朋友的借款,无所不包,最为合理的解释,A公司就是翟某1实际经营管理的e。

②翟某1说是王某某让她支出的公司开支:

·2013年12月6日向某汽车销售公司支付41.8万元;向某销售公司转支895,500.00元;2013年12月11日向上海某公司转支86,000.00元,通过F公司购买的一台奥迪A8和一台别克GL8。

·2015年12月8日,购买理财产品400万。

·在某证券买了300万元的股票投资;还有7万元转到了某资产做理财。

·2,205万元用于艺术品投资购买了4幅画;

·2014年7月10日王某某让我汇给某酒店35万元预存款。

·100万元在2015年6月3日购买股票了。

以上开支除翟某1孤证说是王某某让他开支的外,没有任何证据印证其说法。相反,理财的收益从未被王某某支配过,数千万的画也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某参与过,车也没有王某某使用的记录,这些都不能充分证明这些开支是王某某支配的。尤其是翟某1作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能以其孤证认定相关事实。

③翟某1供述说是给王某某的现金和其家属开支:

·王某2租房中的家具开支22万余元。

·2014年9月2日取36万元现金给王某某。

·2014年1月提取现金100万元给王某某。

·2015年10月给王某某现金40万元。

·给王某某妻女购机票数千余元(机票上有其妻女名字的)和给王某某买衣物的小额开支。

如果A公司是王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值得重视的反常事实是:

①王某某与翟某1因为工作关系认识,在两人没有密切私交的情况下,王某某凭什么把一个掌控数亿资金的公司交由翟某1管理,而且该公司中没有一个王某某的亲友甚至认识的人,王某某如何保证他在公司的利益,这完全违背常理。

②至案发该公司已经营三年有余,公司进账数亿的情况下,为什么王某某和翟某1没有一次算账和利益分配。而且公司的资金几乎全部由翟某1支配和收益。如果A公司是王某某实际控制的,他的利益如何实现?

③在此期间,王某某买房向亲戚借款,向马某某借款400万元,他女儿在上海工作租房,也没有汽车,为什么他没有到A公司提款?如果上海公司的车辆是王某某要求翟某1购买的,为什么没有他女儿使用的证据,这些都明显不符合常情常理。

贪污是谋利型犯罪,如果王某某贪污成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占有和使用这些资金,但是有确凿证据证明与王某某及其家属相关的开支,只有小额的机票和衣物开支,完全属于王某某与翟某1之间的人情往来。稍大笔的22万元购家具款,翟某1和王某2关于款项给付和交还陈述的情节明显不能吻合,也不能确凿证明这些钱是翟某1给王某2买家具的开支。退一步讲,即使这笔钱不是翟某1和王某2共同在上海租房的开支,面对A公司3亿左右的进账,也不能仅仅根据区区22万余元的开支证明A公司是王某某实际控制和支配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翟某1在A公司大的开支有数千万的艺术品投资,小的有住房物业管理费,如果这些钱不是翟某1的合法收入,作为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成功律师,她怎敢如此毫无忌惮地支配,王某某又如何允许她如此挥霍自己的财产。唯一合理的解释是,A公司就是翟某1合法经营的公司,与王某某无关。

4)翟某2经营、管理G公司

G公司的公章、法人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组织机构代码以及企业账目等都在D银行行长徐某处保管,账一直由徐某代记,徐某是翟某2的同事。

翟某2自认其个人投资和决定的G公司对外借贷有:

·翟某1个人借给韩某某500万元。

·翟某2个人购买某公司100万元股票。

·投资某公司100万元,刘某某证实翟某2说这是他个人的钱。

·50万元购买股票,借给朋友李20万元。

·郐某证实,翟某2代表G公司与H公司签合同时说A公司是翟某1的。

·陈某1证实,翟某2向其询问邹籍峰的信誉情况,并委托陈某1帮助其放贷。

·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某证实,他通过翟某2向G公司借款800万元,未能归还,翟某2向其催款时说这是她妹妹翟某1一辈子的血汗钱,并说这笔钱与王某某没有关系。

·借给刘某1100万元土地款。

·翟某1通过I公司借给G公司放款2000万元。

·葛某某证实:“当时翟某2跟我说这四家公司包括F公司都是他的公司,“翟某1让我成立的F公司,其余六家都是翟某2让我成立的,成立公司都是由我跑的。”

请法庭予以重视的是,郐某、陈某1、尹某和葛某某都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且翟某2和他们说A公司和钱是翟某1的,都是在案发之前,更加客观和具有可信性。以上证据充分证明翟某2管理和控制了G公司。

5)翟某2﹑赵某某控制了J公司

·J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某是翟某2的同学,并且曾借身份证给翟某2。翟某2的亲戚王某3被登记为监事,并负责保管J公司的证照、印鉴和资料。

·赵某某借用其司机郭某的身份证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并办卡使用。

·翟某2通过向张某某借款2000万,作为K公司的注册资金。

·翟某2找徐1成立的K公司。

·赵某某决定投资某煤矿5600万元。

·赵某某用煤矿启动资金还其同学和自己的欠款。

·马某1的证言证实,赵某某同意她用J公司资金做理财,占有收益11万余元。并同意她从理财账户取款5万借用,一直未还。赵某某自认与马某1共同侵占公司款项19余万元。还要求马某1从理财账户提款10万借给储某,储某的证言证实赵某某操控了这些事情。以上证据充分证实J公司与王某某无关。

6)控方指控王某某控制相关公司的证据不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在G公司和J公司的股东K公司的登记设立中,使用了王某某姐夫王某4和侄子刘某1的身份证,王某某作出如下解释:最初收购G公司和成立K公司,他和翟某2是为了通过这两个公司以法人股的形式入股某银行,这个事实在翟某2的供述中也有体现,所以这两个公司前期的成立与A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后入股某银行的事没有成功,王某4和刘某1就从以上两公司撤出。工商登记也印证了以上说法,该两公司在案发之前登记的信息全部变更为翟某2和赵某某的亲友。而且G公司和J公司与A公司发生资金往来都是在王某4和刘某1退出之后,所以不能据此认定王某某与G公司和J公司的关系。

同时,关于翟某1、翟某2和赵某某供述G公司的资金去向是由王某某支配的供述,值得重视的是所有的放款对象都集中在A市。如果G公司的资金是王某某控制的,其放款的范围应该在其人脉资源之内,王某某的社会交往主要在B市,A市E公司董事长只是其兼任,且他在A市的时间很少。而翟某2长期在A市D银行任行长,在A市有很长的工作年限。所以,王某某讲G公司放款主要源于A市企业向E公司借款,在E公司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他推荐给翟某2,或者由翟某2自己直接决定对当地企业放款的。该解释具有合理性和可信性。这些企业全部集中在A市,恰恰印证了G公司是由翟某2控制和管理的,翟某2作为翟某1的兄长,帮助其妹妹管理财产也具有合理和可信性。

综合本案关于这一事实的证据,主要有翟某1、翟某2和赵某某的供述以及相关公司的资金流向等客观证据。以上三被告无疑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而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资金的去向等是客观事实,两相对比,尤其是在本案对被告人取证的合法性也未被证实的情况下,法庭不应采信利害关系人的供述。根据A公司、G公司、J公司的相关人员、管理、资金去向等客观事实,可以充分证明以上公司是翟某1、翟某2和赵某某合法经营、管理的公司,与王某某无关。

⒉王某某、翟某2、翟某1、赵某某没有共同贪污的故意

1)本案指控的各共犯均没有明确的谋议和犯意

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与赵某某共同谋议采取虚设咨询机构骗取咨询款的形式贪污公款,翟某1、翟某2在明知王某某是C公司融资业务负责人和A公司实际控制人,且A公司未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帮助王某某贪污公款。在庭前供述中,各被告人均说没有明确谋议过,只是每人“心知肚明,都有一份”。

本案王某某与各共同被告都没有特别交情,如果构成贪污,必须各方在没有真实融资咨询服务的情况下,紧密配合才能共同完成贪污。各方如果共同贪污,是为了贪图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从常情常理而言,各共犯之间不可能对如何分赃没有明确的约定,也不可能在数年的时间内对赃款没有分配,这是完全不符合情理的。

尤其是本案被告翟某1是一名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律师,她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应有明确的认识和判断,是否会如其供述所言稀里糊涂地被卷入了犯罪?这些明显违背常识的现象请法庭重视。

2)王某某、赵某某、翟某1等人的庭前供述与当庭供述明显不符

王某某当庭否定了庭前的供述,解释是办案人员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这些供述。赵某某当庭供述他没有与王某某合谋说成立A公司套取融资服务费,也没有专业能力与王某某研究套取咨询服务费的比例。翟某1当庭供述王某某从来没有承诺过给钱,从来也没有给过,自己也从来没有要过。这充分证明各被告之间根本没有通过设立中介机构贪污公款的共同犯罪故意。

在其他的三笔贪污罪和受贿L公司4500万元的指控中,没有任何庭前证据指向王某某与翟某1、李某、郭某某共谋贪污和受贿。王某某和翟某1当庭也都否认两人有共同犯罪的故意。

本案指控王某某与不同的咨询服务机构共同贪污和受贿,在相关款项与王某某没有确实联系、共同犯罪的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请合议庭慎重认定相关事实,严格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作出公正裁判。

⒊本案咨询服务费是A银行为暗保预留的费用,与王某某无关

(1)彰某某2012年12月27日发给王某某的邮件,要求C公司签署的文件材料中就包括C公司与A公司的咨询服务合同。且公诉机关出具的该笔融资方案的架构中,融资主体为某信托、戍银行、F银行和甲银行。在该融资架构中,甲银行承担信托收益权回购的担保责任,为免除资金风险,需要在架构之外找一家银行提供反担保,这是合情合理的。

在该笔业务的内部审批文件中载明,“风险控制情况:B银行向我行出具免责保函,承诺于本信托贷款到期前投入贷款免除我行回购责任。”基于此,甲银行必须在总费用之内考虑暗保银行的费用,并通过中介机构与C公司签融资服务协议的形式预留。这一事实有甲银行关于该融资项目的内部审批文件、证人高某的证言、王某某的供述和赵某某的当庭供述充分证实。

尤其在甲银行“一个加强,两个遏制专项检查”问题整改方案表中明确该笔融资的问题是:一、超权限开展业务。对外出具隐性担保无总行有效授权。二、业务流程不合规。该笔业务操作无相关制度依据。三、交易结构与审批表不符。该笔业务审批表中项目情况简介“三、风控控制情况……乙银行向我行出具免责我行回购责任,而实际业务交易结构丙银行并未出具免责保函,我行成为最终风险承担方。”这就完全印证了王某某所供述的甲银行要求寻找暗保银行,并且提出由乙银行提供担保的事实经过。

在后面涉及的M公司与N公司的融资业务中,根据该融资框架和证人证言,该项目也有乙银行承担暗保,暗保费用也是通过咨询服务合同的形式由O公司、L公司承接后支付给暗保银行的。这充分证实通过咨询服务费的形式给付暗保费用,免除相关金融机构的风险是业内客观存在的一种融资模式。

(2)甲银行为免除其担保责任,多次努力寻找暗保银行。辩方提供的赵某某2013年1月4日发给王某某的邮件,是乙银行对甲银行的承诺函,明确该行提前在甲银行约定的购买前日回购资产,终止甲银行的回购义务,免除其担保风险,充分印证了甲银行内部审批中所讲其以乙银行提供担保,通过风控审查的事实。

吴某某2013年2月26日发给王某某丙银行承诺函,承诺若发生A银行的回购风险,该行采取积极措施免除甲银行的购买义务。以上两份承诺函在本案卷宗中也存在,充分证明了甲银行积极寻找暗保银行的事实。同时,赵某某2013年5月5日发给王某某的邮件中,有一份甲银行要求C公司出具“由于C公司融资担保条件至今尚未全部落实,C公司承诺2013年7月6日之前,无条件提前归还信托贷款本金利息”的承诺,虽然该承诺最终没有出具,但是印证了王某某主张的因为暗保银行没有落实,甲银行在违规的情况下,为应付上级检查要求C公司出具承诺的事实。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本案甲银行寻找暗保银行的事实是客观真实存在的,该笔融资咨询费实际上是甲银行预留给暗保银行的费用。如果该费用没有发生,只存在收受的一方予以民事返还的问题,不能据此追究王某某的刑事责任。

(3)我们提请法庭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本案咨询服务费有过变更的协商。赵某某2013年6月13日转发吴某某的邮件给王某某,明确融资咨询服务合同签约的单位为B公司,发票单位为B公司分公司。并要求C公司和B公司签署的协议,支付到B公司的费率是3.9%。吴某某2013年6月14日发给王某某邮件,包括:①资产管理顾问服务分包协议(B公司与A公司);②转让与回购合同补充协议;③B公司与C公司的金融信息服务协议。也就是说,甲银行要求C公司将该笔咨询服务改签到B公司或者由A公司分包给B公司。

值得重视的是,在2013年6月15日王某某回复给吴某某的邮件中,他将合同中咨询服务费的支付修改为全部付给B公司,虽然因为之前审批的原因该协议没有改签,但是这充分证明了王某某根本没有通过A公司贪污的故意。相关被告的庭前供述中提到,为了不引起注意,所以将C公司与A公司的咨询服务合同改签到B公司,但是这时该项目的报告已经经过政府审批,如果是为了不引起注意改签,之前就不会以A公司的名义报批。所以这些庭前供述明显不可信。而且事实是合同最终也没有改签到B公司,正是因为之前审批的是A公司。但这一修改过程充分证明了暗保费用是甲银行需要和控制的,与王某某无关。

在此,特别强调的是,控辩双方对于在邮件中为什么出现与B公司的咨询服务合同有不同的解释,弄清这一事实的关键是查清B公司与本案各方的关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B公司与王某某有任何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王某某与该笔咨询服务费没有关系。翟某1在2016年3月23日的庭前供述中曾经提到,她记得B公司是赵某某找的,而且改签到B公司的协议也是甲银行发给王某某的,王某某主张B公司是甲银行找到暗保银行后承接暗保费用的主体具有可信性。这些历史形成的邮件往来充分印证了甲银行根据暗保银行的落实情况,签订融资咨询服务合同的过程。

以上证据充分证明,涉案30亿融资项目的咨询服务费是在甲银行违规操作的情况下,要求C公司预留的暗保费用。没有证据证明翟某1和王某某有共同贪污该笔款项的故意和行为。尤其在A公司按照合同取得该笔费用并进行支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王某某占有和使用该笔款项的情况下,指控王某某、赵某某、翟某1、翟某2共同贪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M公司20亿融资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某“隐瞒该笔费用未经C公司董事长研究决定的真相,骗取B市政府同意向N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后,又依据B市政府批复,补签董事会决议,伙同N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在B市使用无效的《咨询服务合同》非法占有公款2.6亿。”

1.王某某没有隐瞒和欺骗B市政府

C公司尉某某、李1、张某1、某辉等公司领导的证言证实,在融资业务中,相关公司董事会都是按政府指示办事,董事会决议都是政府审批同意后补签。

C公司2012年12月4日“关于落实融资条件的请示”中明确:

信托融资费用构成表(综合年化成本)某1公司财务顾问费2%,即4000万;某2公司财务顾问费2%,即4000万;N公司财务顾问费13%,即26000万。

以上证人证言和书证充分证实,王某某作为公司总会计师没有权力隐瞒或欺骗市政府,也没有实施隐瞒和欺骗行为。C公司作为国有企业,融资项目的审批程序是经政府先同意,公司再按照组织方的要求补签董事会决议。该融资项目的政府审批和公司决议程序合法。

N公司提供了真实合法的融资咨询服务,依法有权获得咨询服务费

(1)郭某某2016年3月14日的证言明确他确实为该笔融资提供了服务。同时,N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刘1详细陈述了他为该项目所做的具体工作。且郭某某2016年6月17日的笔录没有签字,我们有理由怀疑办案人员没有如实记录其证言。

(2)C公司、M公司方面的证人王某某、韩某1(2016年5月13日、5月26日询问笔录)、张某2(2016年5月26日、8月18日询问笔录)、隋某某(2016年8月18日询问笔录)印证李某负责传递融资材料、对外商谈交易模式、融资成本。

(3)庚银行孙某、曹某某(2016年9月12日询问笔录)、孙某某(2016年9月13日询问笔录),P公司吕某(2016年4月16日询问笔录)、王某5(2016年4月16日询问笔录)、胡某(2016年4月20日询问笔录)、戍银行袁某(2016年8月25日询问笔录)证实N公司提供了联系多家出资方、渠道方、商谈交易模式和融资成本、传递融资材料、协助尽职调查、协助办理签约及抵押担保手续等融资中介服务。

(4)M公司2014年3月4日出具的对C市公安局“关于某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资业务的说明”证明:“该信托计划由N公司负责策划,并提供融资过程中的全套服务。”

(5)N公司于2012年11月15日向C公司出具融资策划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C公司2013年1月16日和2013年12月6日出具的签收确认函证明C公司认可N公司咨询服务工作。

(6)辩方提交的刘某2012.10.20发给王某某、韩某1、张某2的信托进度表以及李某2012年11月30日和2012年12月26日发给王某某的合同和材料清单等邮件,以及辩护律师调取的李某2017年11月3日的证言,充分证明N公司为该笔融资提供了真实全面的服务。

在N公司提供真实合法融资服务的事实基础上,涉案款项属于C公司应该支付给N公司的合同款,不是国家财产,没有贪污罪存在的前提。

3.李某和王某某没有共同贪污的故意和行为,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司法鉴定证明该款项为李某占有和支配,与被告人王某某没有任何关系,王某某没有非法占有国家财产。

没有任何证据指向王某某和李某有利用融资咨询服务合同共同贪污的故意,N公司独立、真实地履行了融资服务合同,王某某和李某没有共同贪污的行为。需要强调的是,李某除为C公司此笔项目融资外,还为B市政府有多笔融资共150亿元,与本案指控的犯罪是一样的行为和性质,公诉机关唯独将该笔指控为犯罪,没有任何逻辑可循。

综上所述,N公司提供的融资咨询服务是在B市政府审批通过,并由M公司认可的行为。N公司提供了真实、完整的咨询服务,并且占有和控制了该合同款。王某某与李某没有共同贪污的故意和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三)Q公司6.8亿元融资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某“虚构R公司为上述融资业务提供服务的事实,骗取高新管委会同意向R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后,伙同R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某某,在B市使用Q公司与R公司签订的虚假《投融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骗取公款人民币2.72千万(实际占有人民币1.82千万)。”

1.R公司提供真实合法的融资服务

(1)本案共犯郭某某在某监狱服刑,侦查机关曾向其调查,但是其供述中很多内容都语焉不详,其中一份笔录中没有签字,且他在笔录中明确要求到庭,在庭审中说清楚,据此我们认为郭某某庭前笔录不真实完整。为查清事实,法庭应当让郭某某到庭,据此,辩护人庭前和当庭都提出过此申请。一审法院没有许可郭某某到庭,不仅剥夺了郭某某的辩护权,也妨碍查清本案事实。

(2)控方所举证据证明郭某某是金融专业人士,有多年融资从业经历,有多起融资业绩。R公司是郭某某创办的公司,有融资的资质和能力,与王某某没有任何关系。

(3)郭某某供述和辩方调取的张某3的证言证实,郭某某为该笔融资提供了真实的服务,张某3受郭某某的委托前往Q公司尽调,并出具了相关报告。

(4)郭某某2014年2月8日发给王某某的邮件,告知R公司已经完成融资项目方案,并与其他相关机构接洽,即将推进项目实质落地,证明郭某某实质性地主导了这次融资。郭某某2014年5月16日转发给王某某、张某3关于Q公司投资资产摸底、梳理、整合工作底稿的邮件,印证了张某3的证言:郭某某曾联系庚银行进行融资。

(5)R公司关于6.8亿元的融资策划方案以及Q公司的“投融资财务顾问服务签收函”对于R公司2013年11月和2014年4-6月提供的咨询服务予以确认,充分证实Q公司认可R公司所提供的融资咨询服务。

(6)生某某和韩某1的证言均证实,生某某帮郭某某传递了相关材料。虽然生某某在其证言中说他和郭某某没有往来,但是辩方提交的生某某与郭某某之间的邮件往来和微信联系等书证表明,他们不仅有密切往来,而且在该笔融资之外的其他项目中两人也有合作。

从常理上分析,只有郭某某参与了该笔融资并与生某某有密切往来的前提下,才可能由生某某代为传递相关融资资料。以上证据充分证明郭某某为本笔融资提供了真实完整、并得到Q公司认可的咨询服务。在此事实基础上,本案融资服务费就是R公司的财产,不存在贪污的前提。

2.郭某某和王某某没有共同贪污的故意和行为

公诉机关出具的相关扣押手续证实,涉案1820万元融资服务费在案发前被郭某某全部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与王某某没有任何关系。

郭某某和王某某的供述从来没有提到过两人合谋以咨询服务费的形式贪污公款,相反,郭某某提供了独立真实的融资服务,并独立占有和支配财产,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和郭某某共同贪污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四)C公司15亿融资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某“向B市政府请示时隐瞒实际控制A公司的真相,骗取B市政府同意向A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后,伙同被告人翟某1在B市使用虚假的《咨询服务合同》骗取公款人民币1200万元。”

1.王某某实际控制A公司这一事实并不成立

本案用于指控王某某控制A公司的证据主要是翟某1、翟某2和赵某某这些利害关系人的口供,按照法律的规定,该口供的效力很低。尤其是对他们取证的合法性没有查实的情况下,请法院审慎采信。从A公司的资金去向以及相关公司的管理情况来看,A公司就是翟某1实际控制和经营管理的公司,与王某某没有关系,所以起诉书指控王某某实际控制A公司这一事实不能成立。

2.A公司提供真实融资咨询服务

翟某1在庭审时详细陈述了她获悉C公司的融资需求,向金融机构发出邀请,带某证券公司考察、传递材料、参与谈判等全过程。某证券王某6和彭某的证言印证了翟某1的供述。王某6的证词中特意提到翟某1参与了几次商业谈判,传递有关法律文书,并对法律文本进行了修改。王某6第一次去C公司谈意向,第二次谈具体项目,第四次与法律、风控、合规、营销等进行座谈,做尽职调查等,翟某1都是陪同参与的。

翟某1在2013年5月3日发给王某某的邮件中沟通某证券所需材料事宜。2013年5月14日翟某1给王某某的邮件,说明沟通情况及财务费的问题。同年5月24日翟某1给王某某的邮件汇报C公司融资的初步方案。翟某1在8月30日给王某某的邮件汇报项目完成,以上邮件往来充分证明A公司为该笔融资提供真实且完整的服务。

⒊涉案款项是A公司依法取得的咨询服务费,翟某1和王某某没有共同贪污的故意和行为,不构成贪污

基于A公司提供了真实完整的融资服务,依照其与C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翟某1有权取得相关合同款项,涉案财产是A公司的合法财产,不存在贪污的前提。在该笔事实中,没有任何证据指向翟某1和王某某有共同贪污的故意,翟某1当庭一直强调王某某从来没有说过要给她钱,她也没有要过钱。所以,涉案1200万元是A公司的合法财产,与王某某无关,指控的共同贪污不能成立。

 

四、关于受贿罪

(一)L公司融资15亿

起诉书指控“2013年至2014年间,王某某利用履行Q公司总经理职责的职务便利,为L公司融资提供帮助。2013年11月,王某某伙同被告人翟某1在B市以收取咨询服务费的名义向L公司索要人民币9000万元。案发前,L公司向王某某、翟某1控制的I公司转账人民币4500万元。”

1.翟某1为该笔融资提供了真实完整的服务

翟某1在庭前和庭审时详细陈述了她获悉C公司的融资需求后,向金融机构发出邀请,带某证券公司考察、传递材料、谈判以及资金到位、获取融资服务费的全过程。王某6的证言也证实“翟某1在此笔融资项目中对结构设计提出了一些意见,对法律文本和政府文件做出一些修改,参与商务谈判,传递所需资料和文件。”

辩方提交的相关邮件证明了翟某1为该项目融资与各方的邮件往来:2013年8月29日翟某1向王某某、韩某1通报项目进展。同年11月6日和9日翟某1发给王某某、韩某1邮件,协调P公司相关问题。同年12月19日翟某1发给王某某、韩某1项目补充材料及与P公司协调情况。同年12月20日翟某1发给王某某、韩某1与P公司沟通协调以及评估的情况。2014年1月14日翟某1发给王某某和韩某1“L公司项目”邮件,包括融资方案和需签署文件等材料。2014年2月7日翟某1给王某某邮件沟通L公司关于合同抵押条款的修改问题。同年3月25日翟某1发给王某某邮件沟通物业收益权问题。李某2014年2月13日与翟某1沟通回购问题。2014年2月12日、13日、14日、19日、20日翟某1与P公司苗某、L公司刘某某和王某某等沟通股权过户和委托管理、物业收益权和抵押担保、信托等问题,充分印证了翟某1在该融资提供了约定的服务,翟某1有权依照合同向L公司收取融资咨询费。

同时,Q公司也为该笔L公司融资提供帮助并收取服务费,王某某作为Q公司的负责人履行其工作职责,和翟某1一起与L公司商谈咨询服务费比例,是正常的商务谈判。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伙同被告人翟某1在B市以收取咨询服务费的名义向L公司索要人民币9000万元”不能成立。

2.王某某和翟某1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

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指向王某某和翟某1共同谋议利用王某某职务便利为L公司谋取利益,并由翟某1帮助王某某收受贿赂。该笔融资咨询费的商谈、收取和去向都是由翟某1实施和支配的,至于马某某在其证言中谈到他认为这笔钱是给王某某的,只是他个人的主观认识,并不是客观事实。受贿的故意是受贿人的主观意思,而不是行贿人的主观判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按合同约定该笔融资咨询费是9000万元,L公司只是支付了4500万元,翟某1将此情况告知王某某后,王某某并没有对L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如果王某某以咨询合同费的名义为自己索贿,就没有理由不向L公司索要余款,这恰恰能够证明王某某与翟某1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

综上所述,A公司为该笔融资提供了真实的服务,涉案款项是A公司的合法财产,不存在L公司以该款项行贿的前提。翟某1与王某某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该款项也没有被王某某实际占有,指控的共同受贿不能成立。

(二)王某某涉嫌收受王某450万元贿赂

1.该笔贷款与王某某的职务无关

根据刑法第385条之规定,受贿罪必须要满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利用担任E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A市为王某4贷款提供帮助。”事实是王某4是王某某的姐夫,王某4提出贷款需求后,王某某给任丁银行行长的翟某2打过电话,后由王某4直接找翟某2通过丁银行办理贷款。由此可见,该笔贷款与王某某本人的职务没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王某某和翟某2属于不同的单位,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E公司与丁银行也不属于一个系统,两单位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所以本案不满足王某某“利用职务便利”这个犯罪构成要件。

⒉王某某与王某4之间有亲戚关系,不能排除是亲戚之间的人情往来

王某某与王某4是亲戚关系,两家之间有长期密切的往来,并且王某某家对王某4家有长期的资助,不能排除该款项是亲戚之间的往来,指控的受贿不能成立。

 

五、关于挪用公款罪

成立挪用公款罪的前提是被挪用的款项必须是本单位的公款。H公司马某某和郐某的证言只是证实双方单位存在多笔资金拆借,所以他们主观上认为涉案500万元也应该是E公司和H公司之间的拆借。这些都是证人猜测性的证词,依照刑诉法的规定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相反,本案的客观事实是,H公司和E公司之间并没有该笔款项的借款合同,双方算账时也从未涉及该笔款项,也没有利息往来,完全不符合单位资金拆借的情形。更为重要的是,E公司的公司财务账目中并没有这笔500万元的债务,双方单位没有就这笔500万元款项有过任何交涉和沟通。不能根据证人的主观判断认定涉案500万元是单位之间的借款。

另一方面,基于王某某与马某某之间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王某某主张该笔借款是私人之间的借款合理可信。在涉案款项不能认定为E公司财产的情况下,不存在王某某挪用公款的前提,且不能排除是王某某与马某某个人借款的合理怀疑,指控的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

 

六、关于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

刑法第168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是指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但是本案王某某并不满足以上犯罪构成要件。

(一)王某某不属于本罪的犯罪主体

本案的犯罪主体是有相应职责的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在M公司向S公司融资后,王某某调离C公司。同时,C公司2013年8月2日党政联席会议纪要也证实,该会议作出的决定是由王某某“研究处理”该笔债权,而不是由王某某负责清收。该笔债权的清收不是王某某的工作职责。

(二)M公司积极地主张了自己的权利,没有“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韩某1于2016年7月12日的证词证实,C公司找T公司和U公司确认过此笔债权。张某2的2016年7月13日证言证实,C公司四次向T公司和U公司确认债权。2016年5月,C公司“清欠办”接手该笔债权的追缴工作。M公司2013年6月13日向W公司致《关于确认转让仓单质押典当债权及利息的函》,都充分证明M公司积极主张该笔债权,并不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三)本案没有造成国家利益损失

2012年8月15日C公司与V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中,双方融资成本暂定为每年22%,“如甲方同意受让乙方下属控股公司持有的债权4850万元,则乙方同意协助甲方降低上述总融资成本,总融资成本每年至少下降3%”,据此,双方约定以转让4850万元的债权作为融资成本下降3%的对价,也就是说4850万元的债权就是融资成本下降3%的价格,以双方签约的40亿融资总额计算,可以为国家节约1.2亿成本,没有造成国家利益损失。

2012年9月3日C公司《关于与S公司开展融资合作的请示》中明确:“V公司是S公司的关联公司,近期计划在香港上市,该公司拟将子公司W公司和X公司持有的4850万元债权转让给我公司,S公司以此债权转让作为上述信托融资的条件,其转让资金来源包含在信托融资年化成本22%当中,我公司将积极操作并努力清收。”

韩某1在2016年7月12日证词中:“问:W公司和X公司共计4850万元是怎么回事?答:这是S公司方面提出的融资条件之一,说白了就是让我们C公司在该笔融资项目中,除了支付相应费用外,还要承担W公司和X公司4850万元的不良资产。”

王某某2016年8月16日供述:“因为第一期和第二期融资不是同时开展的,中间有时间差,第二期融资资金开展的时候融资成本上升了,S公司方面提出当时的融资成本比例为22%左右了,做不到18%了,最低只能做到19%了,所以第二期融资资金成本较第一期融资资金成本高了。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我们C公司接收了这笔4850万元债权,所以最后执行的融资成本不适合22%,而是19%,降低了3个百分点。”

以上证据证实,涉案的债权实际上是在难以收回的情况下,S公司将其作为融资成本转让给C公司,双方签约就是以该债权不能收回为前提的,否则S公司不会在放款的同时还另赠与债权,并因此双方约定融资的成本从22%下降到19%。在该笔债权本身就是不能收回,按融资成本定性的情况下,就不存在债权不能收回造成国家利益损失的问题。而且该笔债权的清收也不是王某某的职责,C公司集团积极主张了权利,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被告人王某某是B市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负责人,从案卷材料和王某某的当庭供述可以看出,本案发生的背景是在B市高速发展,建设资金紧缺的背景之下。为获取融资,B市政府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都背负着沉重压力,并且广泛发动各种关系,到全国各地寻找资金,本案融资涉及的金融机构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如果没有相关人员和中介机构的努力,我们难以想象这些资金通过什么信息和渠道涌入B市。在B市其他融资项目中都普遍有咨询中介机构的介入,李某所在的公司一共为B市融资150亿元。本案相关咨询服务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本次融资服务完成的标志为甲方通过乙方提供的各种渠道最终使项目方获得本协议第二条所列融资款。”也就是说,这类中介合同是以资金入账为合同履行标准,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全国各地的招商引资中十分普遍,其中体现的就是信息的价值。更何况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咨询服务机构都提供了真实完整的咨询服务。在此背景下我们审视这个案件,难免有落井下石之感。一个指控涉嫌贪污数亿元的案件,被告人却没有掌控任何资金,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仰融案让东北经济环境饱受诟议,也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我们恳请贵院慎重处理本案,不能让类似仰融的事件一再发生,更不能让一个为B市融资做出巨大贡献,不能确切证实其是罪犯的人蒙受不白之冤!

邹佳铭律师

201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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