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援是一座桥,连接我们的心

文/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9年12月,我有幸成为一名志愿者,来到青海省泽库县法律援助中心,协助张律师做短期法律援助工作。在开车前往泽库的路上,张律师问我为什么想要来藏区做法律援助?或许直到援助结束后,我才找到了答案,因为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图一

一天之内,从海拔40米的北京到体感海拔4000米的泽库(泽库冬季毫无植被,含氧量据说只有夏季的40%),我产生了高原反应。在泽库的第一晚,我坐了一夜,轮番用制氧机和氧气罐仍然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第二天,可爱的藏族同事给我讲了很多内地律师来到这里之后的“高反趣事”,于是我携带氧气罐上岗了。

泽库隶属于黄南藏族自治州,法援中心接待的大量咨询者都只会讲藏语,因此内地志愿者回答法律问题时都会由藏族同事帮忙翻译。第一位咨询者是一位刚失去弟弟的哥哥,他说弟弟的朋友向寺庙借钱,弟弟是担保人,弟弟去世后没留下遗产,现在他想把欠款还给寺庙,问我之后是否可以向弟弟的朋友追偿。我告诉他,如果他没有使用这笔钱,也没有继承弟弟的遗产,在法律上没有偿还义务,并提醒他日后的诉讼风险。但他的态度坚决,说:“寺庙的钱不能不还。”他走后,同事告诉我即便再穷的藏民,也一定不会拖欠寺庙的钱。我恍然意识到在宗教文化浓厚的藏区,照搬铅印的法律规定势必会水土不服。

图二

同事们去牧区进行普法活动,我很想去,但因高原反应只好留在有氧房休息。他们回来后发现我的感冒症状加重,因为在高原感冒一旦引发肺水肿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张律师立马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建议尽快往低海拔区转移,等感冒痊愈后才能视情况返回泽库。于是,张律师连夜开车将我送到距离泽库县约90公里的同仁县(海拔2000多米)。当时我想着感冒一周怎么也好了,就没带行李箱走,只是拿了点应急物品。那时我也没想到,自己和泽库的缘分竟然这么浅。

图三

之后的一周,我积极就诊,按最大剂量吃药,感冒症状明显好转,但还是咳嗽。等啊……等啊,我感觉自己如同攀登珠峰的登山队员,万事俱备只等一个好天气。可惜在高原地区感冒比较难好,经过申请,我留在同仁县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志愿服务。

凡事随缘,特别是要尊重大自然的选择。虽然我没能再回到泽库,但是通过网络,我也参与到泽库一些案件的工作中,比如讨论案情、提出质证意见、修改代理词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经历让我对法律援助有了新的认识。在现代媒介技术的支持下,法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对时空、距离的限制。即使一次短期法律援助暂时结束,但是由此积累的认知和产生的友谊也还在延续。

图四

通过和同仁县法律援助中心吾律师的沟通,我了解到当地的法律纠纷主要集中在民事领域,农民工讨薪、民间借贷、离婚诉讼基本是日常处理最多的案件类型。我在法援大厅提供法律咨询期间,发现最大的难题就是咨询案件往往证据严重不足。比如不少民间借贷类案件没有借条,借款方式为现金给付,我只能建议他们给债务人打电话要款并进行录音留存,或者找到债务人写还款计划并录音。绝大多数农民工和雇佣者之间没有签订合同,手里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雇佣关系或薪酬的证据,我只好建议他们先找老板谈判并进行录音,或者尽可能多找一些能够证明雇佣关系的工友作为证人。

在回答问题时,我会反复向咨询者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告诉他们以后借钱时,一定要有借款合同或借条,尽量都通过电子转账方式并进行备注;告诉他们以后做工时,一定要签书面的合同,特别要注意明确劳动内容、时间、薪资、发薪时间等重要内容。比起简单地回答法律问题,我更希望能够通过反复强调,哪怕只是影响到其中一个人提升法律意识。

藏区民风敦厚纯良,刑事案件相对较少。援助期间,我有幸旁听了一场刑事案件双语庭审(汉语+藏语)。这次旁听令我印象深刻,这几乎是我见过的最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程序的庭审。比如被告人刚被带进法庭,审判长就主动让法警打开被告人的手铐;整个庭审过程没有为了节约时间而省略任何环节;被告人、被害人、公诉人、辩护人都进行了充分表达,合议庭在他们说话时都在认真倾听;就连坐在旁听席上的人们都充斥着庄重感。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写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当越来越多的藏民在解决纷争时,从信仰活佛到信仰法律,我相信法律技术层面的一点不足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图五

法援中心的马主任告诉我,全黄南州仅有16位律师,其中还有一半是公职律师。相较于案件量而言,律师资源可以说相当匮乏。年底法援中心的几位律师忙到每天都要开庭,有时遇到不符合援助条件的委托人,律师们通常心一软也都帮忙了。她们总说:“人家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也不忍心让他们白跑一趟!”不知为何,一句如此朴实的话,我却极为感动。我感谢她们心里有阳光;感谢她们的善良柔软;更感谢她们让冰冷的法律有了温度。

图六

同仁县形似枫叶,放眼望去很是辽阔。蓝天白云,四面环山,山间积雪,山顶挂着祈福的经幡总是随风飘扬。同仁县是以唐卡、堆绣、雕塑为主的热贡艺术”发祥地,可惜我在同仁期间,热贡艺术博物馆都在闭馆。隆务寺是青海最大的格鲁派寺院之一,在安多地区极具影响力,冬季游人稀少,寺中随处可见虔心礼佛之人。休息日时我喜欢坐在隆务寺旁的绿度母广场上,看着寺庙边五体投地“磕长头”(是藏传佛教信仰者最至诚的礼佛方式之一)的信徒们,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心灵深处的平静。所谓成长,可能就是慢慢学会不试图去理解一切,但是真诚地尊重自己还不理解的一切。

图七

在同仁县期间,我住在才中姐家,她是一位对刑事辩护充满热忱的公职律师,也是一位可盐可甜的新手妈妈。她经常在把孩子们威逼利诱去睡觉之后,拉着我陪她加班到深夜,有时候我们讨论案子突然发现新辩点,她会像小孩子获得小红花一样开心、骄傲。初心越纯,走得越远,我相信再见到才中姐时她一定已经是一位“大律师”了。

在藏区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原先因无知而产生过很多对藏民的偏见。比如我一开始以为他们住在帐篷里,来了之后发现基本所有人都住在高层楼房中;我起初认为他们都爱喝酒、吃肉,结果发现大多当地人其实更爱吃川菜、火锅。才中姐家留着过冬的牦牛肉,可能被我们几个汉族律师吃去了一大半。在藏民家吃手抓肉,自己左手持肉,右手握刀,一口一口吞下的全是满足感。每当蹭肉吃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一定要圆满完成援助工作,不然怎么对得起如此鲜美的牦牛肉呢。

图九

援助期间,我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感受到太多来自寒冷异乡的温暖。我既是亲历者也是旁观者,感受着安多藏区的风土人情,观察着司法制度与宗教信仰的“化学反应”。回来之后,我常怀念起那澄澈的天空,甘甜的空气,美味的藏餐,更想念的是曾一起共事过的朋友们。是她们让我更加坚信——我们无法帮助到每个人,但每个人能帮助到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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