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企业家十大法律风险之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下的平台责任和风险

 

/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

 

 

注:本文摘自于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与《财富》(中文版)共同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报告”

 

 

美国著名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指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互联网更为偏好视听的形式,视听与生活更为接近,使得创作的门槛更低,成为人人可为之事,同时也导致网络信息内容良莠不齐。

 

1.       立法不断加重平台责任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网络安全的监控与治理,我国更是把内容安全定义为网络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小红书在下架两个月后于201910月恢复上架、今日头条内涵段子永久关停、国际频道停更一个月、多家业内有影响力的平台被网信部约谈……内容安全已经成为产品和业务安全的生死线。

 

我国对网络信息内容的治理是一个从无到有、不断明晰的发展过程。从2000年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到202031日生效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以下简称治理规定),平台的责任不断加重,监管力度不断加强。

 

从网络信息内容本身来说,从最初禁止传播危害国家、安全统一、破坏社会稳定等9类违法违规内容,发展为11类违法违规内容和使用夸张标题、炒作、不当评述等9类不良信息内容的两大类别,内容的标准从合法合规上调到符合公序良俗,并特别提出平台对以上信息不得传播,有防范和抵制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如果平台对以上信息的传播存在失责,就可能被追责。

 

我国对网络信息内容的治理从来就没停歇过,并不断深化。65日,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办等8部门宣布启动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首批查处了44款涉淫秽色情、严重低俗庸俗内容的网络直播平台,部署查办了一批利用色情低俗直播内容诱导打赏的案例,并对相关平台作出行政处罚。

 

更为重要的是,《治理规定》提出了政府监管、平台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的多元主体参与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体系,且明确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是信息内容管理主体,应当履行相应责任,这是对平台性质的新定位,必将对互联网平台公司的责任承担产生重大影响。

 

在互联网传播的早期,对于网络信息内容的侵权还沿袭谁侵权、谁负责的传统归责原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其链接、发布、存储等的相关内容涉嫌侵权时,在能够证明自己没有恶意,且及时删除内容或断开链接的情况下,不承担赔偿责任。大家耳熟能详的快播案中,快播公司CEO王欣和辩护人即是以技术中立作为抗辩理由。但是,面对喷薄而出的信息洪流,直接对数以亿计的内容制作者进行管理和处罚,在现实中变得不可能。同时,平台从内容制作者的收益中获益,理应分担其责任。据此,法律作出调整,将管理责任移转至平台,这在《治理规定》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2.       平台的管理责任

 

根据《治理规定》,平台的管理责任主要包括:

 

第一,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重点建立和完善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信息发布审核、跟帖评论审核、版面页面生态管理,尤其是要求平台对所有产品的首页首屏、标题、弹窗、热搜等13个重点环节加强监管。

 

第二,若他人利用平台实施侮辱、诽谤、威胁、侵犯他人隐私等侵权行为,如果平台存在过错,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不得以干预信息呈现的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谋取非法利益。2020610日,网信部门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针对全网秒删蒋某夫人手撕疑似第三者的微博的情况,责令其立即整改、暂停更新微博热榜、热门话题榜一周,并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第四,不得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应用,从事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比如,“ZAO”AI换脸软件上线不到一周就被快速叫停,因为它利用的就是深度学习的技术,有巨大的潜在风险。

 

第五,不得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段对账号和流量实施造假或操纵,破坏网络生态秩序。刷单、刷流量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和利益都十分庞大的网络黑产。为隐藏身份、逃避打击,刷单、刷流量又往往与账号造假和操纵账号行为等有着必然的联系,形成一个上下游关联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网络的生态环境。

 

第六,不得利用党和国家的形象标识及内容,或者借国家重大活动、纪念日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名义,开展网络商业营销活动。

 

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平台没有直接实施或参与以上违法行为,只要违背其作为内容管理主体的责任,就可能被行政机关采取警示整改、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限制从事网络信息服务、网上行为限制、行业禁入等惩戒措施,还可能被侵权者追究民事赔偿责任。

 

3.       平台的刑事风险

 

在行政监管收紧的同时,刑事法律风险也会加大。根据刑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用户信息泄露等严重后果的,构成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基于此,平台立足于一般网络运营者,或是关键信息基础运营者的属性,根据《网络安全法》和国家标准的要求,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措施,积极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是合法合规的前提。同时,要积极、主动跟进监管要求,保持与行政监管机构的密切沟通,尤其在接到监管部门的整改要求后,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弥补安全管理漏洞,是避免刑事追责的关键。

 

4.       司法的动向

 

随着网络产业的快速发展,平台技术中立的抗辩日益无力。因斗鱼公司多位签约主播未经授权在线直播歌曲《小跳蛙》,获得该歌曲著作权的麒麟童公司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斗鱼公司就侵犯其依法享有歌曲著作权之表演权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针对斗鱼公司提出的其仅提供中立的网络服务,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被告(斗鱼公司)在应当意识到涉案直播行为存在构成侵权较大可能性的情况下,未采取与其获益相匹配的预防侵权措施,对涉案侵权行为主观上属于应知,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简单地说,就是平台的责任应当与获益相当,这一观点彰显的是司法加重平台责任的倾向。在内容制作者大多缺乏赔偿能力的情况下,被侵权人会更多地把平台拉进诉讼中来,让赔偿变得更有保证。

 

201711月,吴永宁攀爬长沙华远国际中心高空坠亡后,其母将提供直播服务的花椒平台告上法庭。201911月,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判决,认为花椒直播应当对吴永宁坠亡承担网络侵权责任,理由是直播平台未对吴永宁上传的视频是否符合社会公德进行规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正确导向,提倡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虽然这一判决本身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司法的倾向一目了然,平台可能因为其提供服务的内容制作者的行为,被卷入更多的诉讼中。

 

总而言之,平台是网络空间的守门人,要创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精神家园,平台必须有社会责任的担当,把好平台的门槛,扎住平台入口,让高素质的内容制作者创造高品质的内容,社会才会还它更大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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