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检已经发布的四批合规改革典型案例中，有一种情况是：企业内个人涉嫌犯罪，企业主动申请合规，考察通过后个人就能获得从宽处罚或者不起诉。这其实是企业为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买单”。
案例1中，被告人是单纯的个人犯罪，案例2中，公诉机关经调查后，多名被告人被初步认定为只是个人行为。但是，两个案例中，公诉机关都同意企业合规的主动申请，经过合规考察后，对被告人不起诉或者从宽处罚。
如果涉案个人是企业实控人、法定代表人等核心人员，而且是为了企业利益时，企业主动申请合规，为个人争取从宽处罚，成功率较高。
但是上述两个案例，在企业合规改革制度的适用范围方面，都有扩大：要么是高管为了个人利益，要么是普通员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企业基于涉案个人的重要性，想说服公诉机关为上述个人行为“买单”，即主动申请合规改革。这其实就是企业承认自己也“有错”。
问题是，个人违法犯罪，企业有什么错？什么情况下，有机会弥补过错？
作为社会中重要的主体，企业有义务保证自身合规运行，其中包含对企业内个人，合规从事生产经营业务活动的注意义务，即企业通过监督和管理，避免个人违法犯罪。
如果因为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制度，而导致个人在经营活动中违法犯罪，比如企业没有明确禁止行贿的规定，业务员频频行贿，企业就被认为存在过失，也就是“有错”。
这里的过失有两层含义：第一，刑法有明确规定的，可能构成犯罪，常见的是污染环境罪，企业有义务通过制定环保操作规范等方式，进行环保生产，纵容个人违反规定污染环境的，企业存在过失；第二，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时，企业不会因此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仍然有治理责任，公诉机关之所以同意企业合规的申请，正是想通过对个人的从宽处罚，换取企业主动合规，承担企业作为社会治理基础单元的责任。上述两个案例正是属于第二种情形。
从现代企业治理角度，企业履行监督管理义务的主要方式，是搭建一套有效的合规体系。这并不是说合规体系要杜绝内部违法犯罪行为，而是要证明企业在能力范围内，履行了义务。
企业虽然能为个人“买单”，但也不是能为所有个人的所有犯罪行为，获取从宽处罚，而是要满足一定条件。
涉案行为发生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是企业合规为个人争取从宽处罚的基本前提，企业也仅在这一范围内，才能要求员工合规做事。
有助于生产经营活动，是指为了个人或者企业利益考虑，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但多少都会有助于企业的业务发展。比如为了提升个人业绩而擅自决定行贿，为了中标而串通招投标，都能为企业生产经营获取利益。正因为此，企业才有理由为了涉案个人从宽处罚，而花费较大成本进行合规建设。
单纯为个人利益的行为，难以适用合规改革制度。例如在案例1中，企业重组虽然与企业经营有关，但是王某从事内幕交易并非为了企业利益，仅是为个人牟利，甚至会因为股票非正常交易而影响企业的股价。即使案例中适用了合规改革制度，但是仍存在较大争议，这类做法能否被各地公诉机关所采纳，仍有待观察。
只有个人违法犯罪，可以归责于内部治理问题时，企业主动申请合规，才有意义。案例2中，多名员工能够持续三年进行保险诈骗，就能够说明企业内部治理失效，对个人行为缺乏监督管理。如果不进行合规，即使涉案个人被处罚，也还会有其他员工继续实施类似行为。
如果企业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规治理体系，而且也实际执行，就认为企业履行了监督管理义务。个人明知违法犯罪行为不可为而为之，就不能归因于企业治理问题。
根据2021年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公司、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实施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案件”，也适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虽然合规改革能够对个人适用，但是在范围上进行了限定，特点是上述个人对企业生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怎么理解“至关重要”？从合规改革是为了保护民营企业发展这一初衷来看，只有当个人被羁押或者被重判，可能导致企业难以为继时，才能认为该个人对企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一家科研公司的关键技术人员，如果被羁押，可能导致企业技术研发和生产停滞，他对企业的作用就是重大的。
实践中，公诉机关可能会参考企业负责人、投资人、合作伙伴等说法，并根据该涉案员工在企业中的具体工作，以及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等，对涉案个人对企业的实际影响，进行综合判断。
虽然说企业可以主动申请合规，为个人争取从宽处罚，但是，企业不能将此作为为个人争取从宽处罚的手段。合规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对个人从宽处罚，鼓励企业进行合规改革，履行对个人的监督管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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