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内蒙，春寒料峭。冰雪舍不得离开大地，仍大片大片地覆盖草场。
距离北京约1500公里车程的内蒙东北部某小镇，北面隔着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接壤。这里的牛羊肉非常美味，我盯着餐厅饭桌上的番茄牛腩，听着对面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家属哭泣，说到伤心处、止不住地咳嗽，喃喃道：“就说他犯了罪，也不是死罪，也不会要命呀”。
他的弟弟—— 犯罪嫌疑人之一 ——在被公安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简称“指居”）期间，悄无声息地自缢身亡……
他首先作为人，其次作为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指居”措施110天后，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知他当时在想什么？有没有抱怨过这个让他在狭小空间度日如年的制度本身？
文｜王亮亮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本质是监视居住的一种，公安机关可以自己决定，然后执行。监视居住按道理，比拘留、逮捕更为轻缓、人性化，毕竟在自己家。
但是，如果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没有住处，就可以在办案机关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这就是大名鼎鼎、心照不宣的“指居”。
虽然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有固定住处，但公安通过“指定管辖、异地办案”的方式，客观上就可以让犯罪嫌疑人的固定住处“消失”，进而顺理成章地采取“指居”措施。
异地管辖，要采取监视居住必然是“指居”，大案、要案也会战术性地采取“指居”。
因为适用条件不明确，可以随便用：只要公安基于“办案需要”认为采取监视居住更为适宜就行。但是“办案需要”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需要”？“取证”需要算不算“需要”？在看守所讯问不方便算不算“需要”？由于什么都可能解释成“办案需要”，办案机关自己也就可以创造“需要”，自然没有束缚。
这就为办案机关“拿下”犯罪嫌疑人，“取证”提供了有力、合法的制度保障。“指居”不能在看守所等羁押、办案场所执行，但指定的居所不管是酒店、医院还是其他“办案点”，是由公安统一管理、派人看守的。
毕竟法律只说不能在办案场所执行“指居”，但没说不能在“指居场所”办案，可谓世上本没有办案场所，人在哪里，哪里也就变成了办案场所。
这样一来，律师连自己的当事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律师会见自然只能通过办案机关对接、申请，进而由办案机关“批准（不批准）”。这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是办案机关在侦查阶段最大的阳谋。
“指居”措施的奇怪和奇葩还在于，以非羁押、轻缓之名，行高强度、严苛羁押之实。
刑诉法明确规定，监视居住需要符合逮捕条件。我们都知道，逮捕作为羁押措施需要检察院批准，公安不能自己决定。但是公安又可以自己决定监视居住，即自行判断是否符合逮捕条件，进而“指居”。
由此就会产生一个怪诞但合法的现象：办案机关向检察院申请批捕，检察院认为不符合逮捕条件，不批捕；但是办案机关认为你（检察院）说得不算，我认为符合逮捕条件，所以转手就把人从看守所接出来，带到了办案点“指居”。
公、检两个国家机关对同一犯罪嫌疑人在是否应该被羁押的重大问题上，竟然可以援引同一部《刑诉法》，作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你还挑不出硬伤，那就只能说明法律规定本身就有巨大的失误和漏洞。
你看，“指居”在理论上不是羁押，检察院就无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指居”的前提）也缺乏司法审查机制，谁都管不了。由此，“指居”在监督失灵的情况下必然滥用，非羁押属性发生异化——这种长时间实质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却未经检察院（司法机关）批准。
这个制度甚至可以说是违宪的。《宪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宪法里的“逮捕”就是剥夺人身自由的意思。“指居”无论穿什么马甲，实质还是剥夺人身自由，甚至比在看守所执行逮捕的强度还要高。
可以说，“指居”一日不废除，法治的伤疤就无法愈合，《刑事诉讼法》的合宪性就会一直面临拷问。
而且废除“指居”没有任何负面作用，无羁押必要性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有羁押必要性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拘留、逮捕。如果非得心有戚戚想保留，那就只保留监视居住（自己住处执行），也没问题，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实现电子监控。
不要在制度上留下纵容不法的“后门”。
03
规则阴影里的平庸之恶
多年以后，面对刑事案件，我肯定还是会回想起四月的那个边陲小镇，饭桌上的那个老大哥止不住咳嗽的漫长中午。
他诉说着他这个弟弟的执着、奋斗和优秀，甚至还有一定的完美主义倾向。他的遗憾、落寞又带动了弟媳。弟媳能看出还陷落在老公离世的巨大震动当中，恍惚如梦、欲哭无泪，只是重复“我老公是个好人”。
是呀，她老公原本是北京一家游戏公司的高管，儿女双全，学历也高。平凡的一天，祸从天降，内蒙某地公安远赴千里、京城办案说他们开设赌场。
当然，若是涉嫌犯罪、证据确凿，不管是谁，那就要认罪伏法。
现在的问题是，检察院不批捕，公安转头就“指居”，还阻碍律师会见一个月，就在这个期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即使开设赌场罪成立，也没有死刑，不可能要命，不是伤天害理的事，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被害人都没有，再严重也就是几年有期徒刑。
他以自戕的方式，强行按下了遥遥无期的“指居”中止键。如果他在看守所，结果会不会不同？如果律师顺利会见了，结果会不会不同？如果有人关心他的心理状态，他会不会有不同的决定？甚至如果他吃饱了，他会不会向死而生？
可惜没有如果，但答案早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飘荡。
在制度的阴影里，每个人都是无所畏惧的。我没有动手，人自然不是我杀的，但是没有动手就足够正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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