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数额，要不要扣除“犯罪成本”？

刑法中所有的诈骗罪，行为人最理想的无疑都是想“空手套白狼”。

但即使是诈骗，也存在“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困局。所以精妙的做局，新奇的花样，层出不穷。行为人为了“套着狼”，有时候也是很舍得下血本的。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诸如做局这类的犯罪成本，是否需要在定罪量刑予以扣除？

 

文｜张婷婷

案例：行为人谎称自己拥有某单位的内部购房资格，先向实际所有人长期租赁多套房屋，并伪造相关手续，造成自己为所有权人的假象。然后通过房屋中介挂牌，向多方被害人“出售”其实际租赁的房屋。支付购房款后，数名被害人搬至该房屋居住。之后，行为人以内部房产转卖手续繁琐为由，拖延办理过户登记。直至案发，被害人已经在涉案房屋居住数年。

诈骗罪的数额计算方式，是看个别还是算总账，在理论上有争议。若看个别的话，只需看被害人付了多少购房款，犯罪数额就按照这个数额计算。若是算总账，虽是为了行骗，毕竟行为人支付了数年的房租，该房屋也是被害人实际居住，所以在计算犯罪数额时，相应的房租从总数额中扣除。

现有法律并未明确采取何种计算方式，但可从历来的司法解释文件中窥见些蛛丝马迹。

上述司法解释，虽然都不是直接规定成本扣除的问题，但体现的共同倾向是：各类诈骗的犯罪数额，不单考虑了被害人的“失”，也计算了被害人的“得”。

所以，计算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应该“算总账”。

 

然而，不是所有的“成本”，都应当在犯罪数额中扣除。

要看“成本”的给付对象。比如，为了吸引被害人，行为人挂牌售楼的中介费，伪造身份、证件材料等费用，直接给到被害人之外的第三人，属于行为人为实施诈骗的直接成本，不应当从诈骗数额中扣除。只有直接给到被害人的现金，或被害人实际享受的财产性利益，才能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更要看“成本”的给付“效果”。即使好处给到了被害人，也要进一步审视这个“好处”是不是被害人想要的、追求的。案例中的数年房租能够从犯罪数额中扣除，是因为被害人实际居住、使用房屋，满足了被害人的部分需求。否则，一旦不能满足被害人的特定交易目的，客观上有价值的物品、利益，也不能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刑法是判断行为人责任轻重的准则，同时兼顾被害人视角，能够更准确、科学地定罪量刑。